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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非洲猪瘟最大爆发地 黑龙江明水猪场缘何沦陷

中方管理差非要扯文化差异,那就不能怪人家给中国人贴标签。

于康震把亚欧牧业养猪场称为“三乱猪场”——管理乱、经营乱、防疫乱。他气愤地说:“要不调查的话你简直不敢相信,一个投资7亿多元、第一期的养殖规模7.3万头的一个大型中外合资的养猪场,能够是这个样子!”

于康震指出,外方的管理人员和中方技术人员对管理方式互不认同,难以达成统一思想,技术人员建议的免疫饲养管理等方案,常常得不到外方的认可,“我们查看了监控录像,经常看到他们在吵架”;其次,作为一个拥有7.3万余头生猪的养殖企业,只配了一名驻厂兽医,而一名驻场兽医还是在发病以后,在11月1日刚刚入职的,“一看不行了赶快招聘了一个”,场内的车辆管理也管控不严,隔离制度形同虚设;三是各项防疫制度不健全,免疫操作经常存在一针免疫一舍或者一圈的情况,“不是这一次,以前也这么干”,场内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厂在没有验收的情况下就投入使用,故意逃避检疫和监管,整个防疫管理混乱不堪。

但多名受访的亚欧牧业人士对“三乱猪场”的评价并不认同,强调亚欧牧业的生物安全防护措施“一般企业都达不到”,黑龙江也找不到几家,亚欧牧业在南区北区各设立一个车辆洗消中心,而中国80%的猪场没有建设洗消中心的能力。“我们体现生物安全防护级别的建设成本高达两三亿元,依然失守。生物安全级别比亚欧更高的江苏一家大型种猪场不也沦陷于非洲猪瘟了吗?”一位中方公司人员反问道,“我们傻呀,自己的猪场不想好好经营?这么大损失,哪个猪场不在拼命地防?哪个国家最初可以防住?面对从未经历过的非洲猪瘟,每一个人都是新手。”

他认为,中外两方沟通不畅导致管理出现问题,与场内非洲猪瘟疫情的暴发“可能有些关系,但没有直接关系”。他表示,文化观念与生活方式存在巨大差异是事实,但很难说谁应该为这场非洲猪瘟负更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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