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所描述的问题确实是当前经济问题的灰犀牛。
美国的房屋和基础设施太少，而中国现在两者都太多。中国有数以百万计的住宅空置。全球最高的100座桥梁中，有23座都位于贵州这个相对贫困的省份。据Rogoff和杨元辰统计，中国高铁轨道长度的增加速度是乘客数量增速的两倍多。
开发商和地方政府为给此类投资提供资金而向国内民众和银行发行了债券，这些债务中的大部分面临违约危险。据IMF估计，30%的地方政府债务无法偿还。土地出让金和营业税收入的大幅减少已使地方政府面临巨额赤字。Wright参与撰写的荣鼎集团8月份的一份报告认为，在为产业政策、国防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海外基础设施贷款提供资金方面，中国的财政空间比人们普遍认为的要小得多。
中国威权体制的所谓好处之一是能够果断行事，不受民主制衡的限制。然而，中国尚未对地方债务和银行不良贷款采取果断行动，将其转移到中央政府相对健康的资产负债表上。
中央政府而是选择进行零敲碎打的债务重组。最近，中国宣布将借入相当于GDP 0.8%的资金来支持地方政府的财政；这仅能满足地方政府需求的一小部分。这表明，中国可能会陷入持续多年的金融泥潭，与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的情形相似。相比之下，2007-08年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时，联邦政府迅速动员起来，对银行系统进行资本重组。
与房地产泡沫破灭一样，对于过去两年突然加剧的中国人口减少问题，政府也行动迟缓。
（略）
中国的房地产和人口问题可能会相互影响。美国靠着人口增长和移民摆脱了2005年前后住房市场供应过剩的困境，而中国由于人口减少和没有移民而面临着结构性需求下降的局面。
中国需要一个新的需求来源来取代投资和房地产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最明显的候选来源是消费者，中国居民消费在GDP中的占比只有37%，相比之下，美国消费者支出在GDP中的占比为68%。
但中国政府在意识形态上反对促进消费，比如通过提供更慷慨的医疗和退休福利，这种做法会减少储蓄需求。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研究中国产业政策的专家Barry Naughton说，与此同时，习近平通过一系列深刻的政策选择致使人们的信心恶化，这些选择现在又开始阻碍中国经济及其复苏。
从2020年开始，中共对电商、在线教育和游戏领域的民营企业实施了监管整顿行动，表面上是为了打击侵犯隐私和反竞争行为，但主要是为了巩固对民营部门的控制。
Naughton说，除了摧毁大约1万亿美元的财富，习近平还发出了“一个更广泛的信息，即各种独立的高技能服务工作都没有前途。他是在暗示：‘我不喜欢民营企业，我也不在乎破坏价值’”。
Source: 习近平为何不能再夸口中国经济？ – 华尔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