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我之前判断的一样，双方根本没有达成一致。但是这次至少看上去可以往前推进。
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周二表示，随着3月1日的谈判最后期限临近，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下周初将派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和财政部长姆努钦(Steven Mnuchin)前往北京继续进行贸易谈判。
上述高级官员还称，特朗普尚未承诺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这较特朗普上周发表的讲话有所转变。特朗普上周四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中国最高贸易谈判代表、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时表示，他预计将与习近平会晤，可能会晤一次，也可能是两次。
贸易专家称，两国领导人的会晤将表明谈判接近结束，两位领导人准备为达成协议而作出最后的妥协。
上述美国官员强调，对“特习会”缺乏承诺并不意味着谈判已经停滞，只是反映出在双方可能达成协议之前还需完成大量工作。该官员在谈到上周的谈判进展时表示：“气氛很好。”
Source: 美国贸易谈判代表下周将赴北京继续磋商 – 华尔街日报
从细节来看两国几乎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方案，所有乐观的表述都是做给市场看的。
周三开始的谈判在白宫旁边的艾森豪威尔行政大楼举行，听取了谈判情况简报的知情人士称，刘鹤为贸易谈判拿出了一系列温和的让步。例如，中国愿意增加购买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并承诺邀请更多美国资本参与国内制造和金融服务业。
但这些并没有达到华盛顿方面的要求，尤其是美国要求的对产业政策进行更深入改革以及取消强制美国公司向中国合作伙伴转让技术的政策，美方认为中国的保护主义产业政策限制了美国公司的竞争力。莱特希泽表示，双方在这些问题上取得了进展，但未提供任何具体细节。
中美距离达成协议仍有很长一段路，并且周四双方没有就书面框架达成一致，而这类文件是贸易谈判的标准操作，一般会为仍有分歧的问题留出空白。
听取了谈判情况简报的美国全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执行副总裁薄迈伦(Myron Brilliant)表示，例如，北京方面甚至没有同意列出中央以及地方政府向国内企业提供的所有补贴。他表示，中方没有提供任何切实的举措来解决围绕强制技术转让问题的持续担忧。
薄迈伦称，现在到了十分关键的时刻，好比是一场九局棒球赛的第五局。他表示，总统认为这是一个历史性机会，但问题是美国政府能否与中方达成一项全面性的协议。美国商会与其他许多商业组织都要求白宫不要轻易与中国达成和解，而且应坚持要求中国对产业和科技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略）
特朗普的一些顾问认为，同意举行会晤意味着，如果特朗普要想如他此前威胁的那样在3月2日将对中国商品关税由10%提高至25%，将会面临巨大阻力。这是因为，无论是会前造势，还是外界对达成协议的期望，都会非常高涨，以至于如果出现不好的结果，将会重挫全球市场并给美中两国经济造成冲击。
如果两位领导人的会晤地点像中国官员希望的那样选在中国，情况将尤其如此。因为如果美国决定提高对中国商品的关税，等于是打了中国领导人的脸，而特朗普经常将习近平称为朋友。这样一来，美国反而会面临下调关税的压力。
特朗普的一些顾问力劝他把会晤地点安排在第三国，或者乾脆选在他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Mar-a-Lago estate)。 薄迈伦表示，他猜测关于会晤地点的最终决定将要等到临近3月1日的最后期限时才会做出。
Source: 特朗普对美中贸易谈判发表乐观看法 – 华尔街日报
可是“先进服务”行业很多在民主党地盘哦。
中国严格限制外国企业投资国内这些领域。例如，外国信用卡运营商多年来一直努力争取在中国提供支付服务，但收效甚微。许多大型互联网公司以及包括Facebook Inc. (FB)同名产品、Alphabet Inc. (GOOG)旗下谷歌(Google)搜索引擎和YouTube视频网站在内的诸多网站，要么完全被禁止在中国运营，要么面临广泛的内容审查。
尽管这些服务在中国被禁，但中国公民在另一项服务上投入了重金，即赴美国接受教育和旅游。然而，决策者不仅没有寻求扩大这一市场，反而考虑限制向中国公民发放签证。
当然，与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多年中贸易形势变化带来的伤害相比，未来服务贸易增强将会令一批截然不同的公司和地区受益。中国加入WTO后，制造业开始逐渐从发达国家向中国大规模转移。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大都会政策项目(Metropolitan Policy Program)的高级研究员Mark Muro表示，服务贸易来自与知名制造业中心截然不同的地理位置。
许多服务出口来自被Muro称作“先进服务”或高端出口的行业，如咨询、研发、工程、软件和其他领域，这些行业集中在沿海大型城市，业内工人往往技术娴熟。
因此他认为，对于过去15年被中国夺走生产业务的许多城镇和地区而言，如中西部工业中心或南部纺织城镇，转向服务贸易不太可能是一个替代选项。
Source: 美国还能向中国出口什么？服务业大有可为 – 华尔街日报
今天早上，同事在微信上发给我一则新闻链接：
我们做地产投资的，对开发商的动向比较关注，于是我点开这个新闻开始看，看到一半的时候，我感觉不对劲。为什么标题写龙光集团和（国家开发）银行的贪腐案，文章在一半的时候突然冒出来一个中国华阳经贸集团有限公司，而且这个华阳经贸对这位银行领导的行贿金额，犹在龙光之上，超过1600万。
于是我好奇的查了一下中国华阳经贸集团，有趣的事情出现了，启信宝之类的第三方软件根本没有这家公司的工商信息。而且那篇文章在末尾特地有一句：“而华阳经贸自称的“央企”身份近来也受到质疑。”
叫“中国华X”的，来头一定不简单，最近不是才搞跨了一家么。于是我找到了它的官网，一看可不得了，是“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第一批国有中央企业之一”。但是发展历程非常诡异，上级单位从中央引智领导小组，到国家经委，再到中国贸促会。有进出口贸易权，外事活动权，劳务输出权，甚至还有对外援助物资项目总承包企业资质、成品油批发企业经营资格。
看得我眼花缭乱的，是不是吹牛逼呢？因为华阳经贸在银行间市场发行了很多债券，发行文件中对于发行主体的描述，是经过了中介机构尽职调查的，应该具有相当高的可信度。于是我找到了一份它之前发行债券的公告，里面对于股权沿革的描述与其官方网站是一致的。
一个央企为了获得国开行的贷款，给国开行领导输送了一千多万贿赂。
你以为奇怪的事情到这里就完了？
下午，胡舒立的财新网也登出了龙光的消息，这篇文章就完全没提华阳经贸，甚至之前报道是华阳经贸给国开的吴德礼送了四套房，在这篇报道里变成了吴德礼以买房为名找龙光要钱。
于是我再打开上午那个新闻，新闻已经被删了，同被删的还有网易新闻转载的同一则新闻。
但是你觉得这个能难到我吗？经过一番搜寻，发现凤凰网转载的还没有被删。
于是我赶紧截了个图：
华阳经贸在银行间市场的中期票据也实质性违约未能兑付。
这家公司的麻烦还远没有完。
感觉外交部是华为的家臣。
毕竟俗话说，先有华为后有天。
耿爽：中方高度关切美国司法部对华为公司及其副董事长、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等提出起诉。中国政府一贯要求中国企业在依法合规的基础上开展对外经济合作，同时要求各国为中国企业的正常运营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环境。
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动用国家力量抹黑和打击特定的中国企业，企图扼杀企业的正当合法经营，背后有很强的政治企图和政治操弄。我们强烈敦促美方停止对包括华为在内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客观公正地对待中国企业。中方也将坚决捍卫中国企业的合法、正当权益。
关于孟晚舟案，中方已经多次表明严正立场。美加两国滥用他们之间的双边引渡条约，对中国公民无理采取强制措施，是对中国公民合法权益的严重侵犯。我们再次敦促美方立即撤销对孟晚舟女士的逮捕令，不要发出正式引渡请求，避免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方同时敦促加方认真对待中方严正立场，立即释放孟晚舟女士并切实保障她的合法、正当权益，不要为美火中取栗。（完）
最后一句确实像是中国情报机构会干的事情。
孟晚舟可能会成为第二次冷战的导火索吗？
最新公布的起诉书指称，华为、华为首席财务长和其他员工多年来就该公司在伊朗的业务欺骗多家全球银行以及美国政府。起诉书指控华为和两家关联公司进行银行欺诈、违反美国制裁以及在大陪审团调查中合谋妨碍司法公正。
美国还宣布另一起起诉，指控华为从T-Mobile US Inc. (TMUS)盗窃电话测试机器人Tappy的信息。大陪审团1月16日驳回了10项指控。《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率先报道了这项调查，据知情人士透露，一部分的调查是以对华为的民事诉讼为基础，在其中一件诉讼中，西雅图的陪审团裁定华为从T-Mobile在华盛顿州贝尔维尤的实验室盗用机器人技术。
美国检察官指称，华为曾向从其它公司成功盗窃保密信息的员工发放奖金。
Source: 美国宣布一系列针对华为的刑事指控 – 华尔街日报
文章写得很有道理，然而中国股市没法避免成为某些人获利工具的命运。
即使对于一位不存私心，只想做好工作的证监会主席而言，这样的证券市场也处处都是险境，方方面面稍有不慎，就可能会对整个市场造成不可逆转的影响，而本人也会为之付出沉重代价。现行行政体系对证监会主席的评估和激励似乎也缺乏合适与有效的标准，最近几任证监会主席要么壮志未酬、不被理解而被强行调离；要么变成唯上命是从，失去了专业和独立判断，成了“背锅侠”；要么聪明反被聪明误，原本清晰的原则和方向，在对上意的不断揣测中变得模糊，行为逐渐变形，终究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脱离”。
观察20多年的A股历史，证券市场的痼疾一个接着一个，环环相扣。比如，尚福林任证监会主席时期解决了股权分置的结构性问题，却为之后的大股东滥用定增、减持出逃埋下伏笔；2014年肖钢任证监会主席期间，为了响应提高直接融资比例、制造所谓财富效应的“政策”，放任投资者加杠杆无度，造成了2015年的“疯牛”和随之而来的“股灾”，再为了救灾而出动“国家队”、“抓坏人”的应急措施一错再错…….刘士余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在2016年2月接任了证监会第八任主席（参见财新WeNews ”金融人·事”2019年1月26日“刘士余再别证监会 在任三年是与非”）。
（略）
证券市场的监管的复杂之处在于，证监会的一把手需要跳脱当下的利益格局和短期政策导向，时刻把握住监管的基本原则，避免陷入抓细节、求一时之效，和落入“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窠臼中。前任证监会主席郭树清曾提出，“证券市场监管主要是抓好信息披露，其他的都应该交给市场”，可谓抓住了本质，也是美国和中国香港资本市场监管的主要原则。现在沪深两大交易所盯住问题上市公司发出问询函的制度和做法，常常能问出市场之疑惑，大大增强了透明度和对上市公司的约束力。
当然，抓住信息披露仍只是第一步，针对花样翻新的欺诈行为，监管要保持雷霆之势。在任期间，刘士余也展现了与利益集团正面交锋的一面，“妖精论” 揭开了对部分险企和问题机构不法行为的大清查，证监会针对违法违规行为处罚力度也大大增强；但监管原则与政策前后矛盾也是大忌讳——本来坚持退市制度和打击泛滥成灾的买壳上市，是刘士余任内的一大贡献，有助于市场价格体系的理顺，在遭遇市场压力和指数下跌后，买壳上市又死灰复燃，一些明显的欺诈者买壳上市却一路绿灯。
Source: 证监会主席换人是问责吗？_观点频道_财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