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如下：

之前分享过英文版，中文翻译版终于发出来了。
感觉全篇是在给中央和中国CDC开脱，说都是地方隐瞒不报。

武汉当时刚刚花了数十亿美元举办了世界军人运动会以提高城市知名度，有来自110个国家的运动员参加了比赛。当地领导人正在努力将武汉提升为与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相媲美的大都市，这样的政绩可以帮助武汉市委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中争得一席之地，政治局目前由中国25名高层领导人组成。

一位武汉市的官员说，主席习近平出席了运动会开幕式，对武汉为举办这次活动所做的努力表示赞赏，这使得地方官员以为政治局的决定可能会在数周内达成。这名官员说，整体想法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没人预料到疫情爆发的规模。

武汉当时还在为一年一度的政策制定会议做准备，会有数百名当地官员和政协官员参加，又时逢中国农历新年假期将近，届时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国内或去海外旅行。

地方当局迅速采取行动压制了在线讨论，删除了李文亮的消息。知情人士说，李文亮和艾芬医生都受到医院领导的正式批评。

地方官员当时试图权衡问题的程度究竟有多大。

Source: 中国疾控中心为遏制流行病而设，却在新冠暴发的关键时刻受绊 – 华尔街日报

这篇文章提到了几个之前不明确的事情：

1. 地方的CDC并不是向国家CDC汇报，而是当地卫健委；
2. 武汉期待市委书记进政治局，所以希望大事化小；
3. 国家CDC的高福是看到网上传言的红头文件才知道武汉有肺炎，于是打电话给武汉CDC同僚确认；
4. 国家CDC派去武汉的工作组到华南海鲜市场取样的时候武汉卫健委早已派人消杀了一遍；
5. 高福拿不到武汉的数据，跟美国的同僚打电话的时候气到快哭了；
6. 卫健委在1月3日发文要求各实验室上交或销毁样本，并且禁止在期刊或媒体发文章；
7. 复旦大学的张永振团队在1月3日收到病毒样本，5日取得测序结果，他向卫健委提醒这个病毒可能人传人，并在11日通过悉尼的同僚发表论文和序列。

感觉这篇文章就是在论证党管一切的外行指导内行行不通。

Wuhan had just spent billions of dollars hosting the Military World Games, involving athletes from 110 countries, in a bid to raise its profile. Local leaders were campaigning for Wuhan to be elevated to the same status as megacities such as Beijing and Shanghai, which would grant its party chief a seat on the Politburo, currently comprising China’s top 25 leaders.

President Xi attended the opening ceremony, praised Wuhan’s effort to host the event and led local authorities to believe the decision could come within weeks, according to one city official. “The whole mind-set was to reduce a big problem into a small one, and a small one into nothing,” the official said. “Nobody had anticipated the scale of the outbreak.”

（略）

By the time Dr. Li’s team reached the market early on Jan. 1, the cleanup, as recommended by the Dec. 30 report from local agencies in Wuhan, was in full swing.

The Wuhan office had sent a team to the market in the early hours of Dec. 31 to take samples and remove some animals, and dispatched a local company, Jiangwei Disinfection, to sterilize the area.

（略）

The China CDC team knew from its training it was essential to communicate quickly and clearly with the public so that people could take precautions and to prevent misinformation.

The NHC took a different view.

On Jan. 3, it issued an internal notice ordering laboratories that had tested samples to destroy them or hand them to the government and forbade anyone from publishing research on the virus directly or via the media, according to a copy seen by the Journal.

Dr. Gao, who was in Beijing trying to coordinate between local and national officials, was so exasperated that in a call with his U.S. counterpart, he came close to tears, according to people briefed on the conversation.

The NHC’s efforts to control the flow of information weren’t entirely successful.

Around midday on Jan. 3, a team of researchers at the Shanghai Public Health Clinic Center of Fudan University received a sample from a Wuhan hospital and started to sequence the genome without knowing anything about the patient or a potential link to the outbreak, according to people familiar with the matter.

In the early hours of Jan. 5, they said, a researcher who was working late saw the results: It said “very similar to SARS-type coronavirus.”

The team—led by Zhang Yongzhen, who also works at the China CDC—noticed something else: a gene for a “spike protein” on the pathogen’s surface that closely resembled the one used by the SARS-causing virus to bind to human cells. That indicated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was very likely.

They sent an internal notice about their findings to the NHC that day, warning that the virus could likely spread via the respiratory tract and advising appropriate measures in public places.

No such measures were adopted for another two weeks. Nor were the results released publicly for several days.

On Jan. 9, a day after the Journal reported that China was dealing with a new coronavirus, a Chinese official publicly confirmed that for the first time. Still, it didn’t publish the genome—information that is essential for designing test kits.

Two days later, the Shanghai team’s work was published online not through official Chinese channels, but by a University of Sydney virologist, Edward Holmes, with whom Dr. Zhang had often worked. Dr. Zhang declined to comment.

Dr. Holmes said he was aware of the NHC’s Jan. 3 notice prohibiting public release at the time. “We decided to go ahead because this was an issue of such global public health importance that it just had to be done,” he said.

The following day, the NHC officially shared the genome with the world.

 

Source: China’s CDC, Built to Stop Pandemics Like Covid, Stumbled When It Mattered Most – WSJ

类似的惨剧到底还要重复多少遍？

让部分哈尔滨家庭感到困苦的另一个问题是，自己的家人去世后，由于死亡原因被确认为是原有的基础病，费用报销未能落实。李乐81岁的父亲在哈医大一附院院感暴发后，在发热门诊隔离了半个月后直至去世，去世前几小时，医生曾告诉他其父亲确诊新冠肺炎，但死因的确认十分复杂。李乐一家为给父亲治病，医药费自费部分约有4、5万元，他认为，医院应当对这部分进行减免，并赔偿一定的精神损失费，这一诉求遭到院方拒绝。

一名参与过哈尔滨新冠疫情救治的医生向财新记者表示，哈尔滨院感确有患者在新冠感染后死亡，人数约为9人，且经过讨论后，直接死亡原因未强调新冠感染。

医院方面也有观点认为，大多数感染新冠的病人确实死于高血压糖尿病继发的一些脏器功能衰竭。其中，新冠感染也是一个诱发基础病加重的重要因素，但究竟死因是以什么为主，不好定论。

（略）

李乐的父亲与陈某同住一间病房。他父亲多年前多次发生脑出血，约5、6年前再也无法行动。3月28日，李乐家人发现父亲有些发热，29日经120转送至哈医大一院。李乐猜测父亲是褥疮发炎，但医生判断可能是因为流食呛到肺里发炎，让其住进了呼吸内科。

4月9日，医生告诉李乐的母亲，父亲病情平稳，应该很快就能出院，但10日，医院突然让所有12楼患者搬至13楼，“他们说过年的时候医生和护士都没有休年假，现在要休年假，让我们搬去13层，也有医生和护士给大家治疗，就这样把别的人都转走了”，李乐说。陈某病房的患者则当时并未搬走。

张雅记得医生当时说12楼要全面消杀，并让所有人进行新冠病毒检测。张雅说，13日上午，院方让除陈某病房以外的其他患者及家属从13楼搬回12楼，但到了中午，许多病人便被催着出院，送去一间宾馆进行集中隔离，而她母亲的病当时尚未治好，呼吸困难，宾馆不愿接收，让其自行回家隔离。在张雅看来，后续处置延误是她妈妈看病不及时而去世的原因之一。

（略）

张雅人在外地，在父母在家隔离期间，每日与母亲视频，“当时就发现我妈的状况越来越差，我估计那个时候已经被传染上了，整个人越来越瘦，后面人已经瘦到脱相脱骨的那种感觉。”张雅形容。

张雅说，她母亲当时表示，等隔离期满了，自己去医院抽个腹水就没问题了，但她和其他家属一致劝她，应该早点就医。4月20日，即她母亲在家隔离一周时，他们打了120，并在电话里说了自己的父母曾在哈医大一院住过、目前仍在隔离期的情况，救护车将其送至哈医大二院。

抽血、CT、核酸检测，在进行完多种检查后，张雅母亲的身体已经明显虚弱，“到CT那，人就不行了，是我爸把我妈抱上的CT床，后来整个人嘴都张不开了。”张雅说，经过医生抢救，21日凌晨4点，妈妈被推入留观室。

张雅的父亲在当天上午回了一趟哈医大一院，办当时因匆忙出院而未办齐的手续，但在办手续过程中，医生表示不让其离开，因为张雅的母亲检测出核酸阳性，确诊新冠肺炎，因此让其父亲就地隔离。

“我爸说他接受隔离，但自己来这边办手续也是医大二院让办的，他说你们让我回医大二院接受隔离，我要待在我老伴身边，但医院不同意。12点多钟，他就收到了我妈去世的消息，然后我爸就在那边崩溃了。”张雅说。

（略）

在呼吸内科病房清空后，李乐的父亲和护工转至发热门诊隔离，但仅一周之后，护工被确认核酸检测阳性，由于症状较轻，送至黑龙江省传染病医院，李乐瘫痪的父亲自此一个人住在发热门诊。

自护工转院后，李乐每一次接到医院的电话，父亲的情况都在逐渐变差，“我爸入院时就是一个褥疮，后来胰腺也发炎，胆囊也发炎，心脏也不好了，肺也不好了，（仿佛）所有脏器都被攻击了。”

4月28日中午，李乐接到医院电话，院方称，他的父亲确诊感染新冠，需要转到哈医大一院群力分院，让他来签字同意转院。由于转院过程全程闭环，李乐见不到父亲，他签完字后便赶忙回家照顾独自在家的8岁的孩子，但此后接连接到数个电话，“还没到家呢，医院就打电话来说我父亲情况危急，需要抢救。到家附近了，医院说，我父亲已经没有抢救价值了，年纪又大，又有基础病，说接着抢救老人也挺遭罪的。”李乐告诉医院，那就别让老人遭罪了，当天下午，他父亲就去世了。

李乐父亲的死亡原因报告中未出现新冠肺炎的说法。此前其父亲核酸检测曾呈弱阳性，但去世前最后一次检测结果未出，医生告诉李乐，根据“疑似从有”原则，他不能接触其父亲遗体，将由医院穿衣装袋送至火葬场。不过，医生在后续告知中又称其父亲没有感染新冠，“去世以后（医院）告诉我，最后做了一次核酸，你爸又转阴性了。”李乐先后被七八次告知其父亲曾做过核酸检测，但无论是电子还是纸质报告，都始终未见。

在亲人去世后，张雅和李乐都被告知不能见遗体，张雅母亲和李乐父亲的遗体均被送至距离哈医大一院一小时车程的平房火葬场，期间不让陪同。他们称，那是专门火化新冠病人的火葬场，但这一点并未获平房火葬场确认。

在李乐父亲死后，那些留在发热门诊的生活用品，如粉碎机、床垫、衣物等，也立即被处理，价值几百元，一样都不让家属带走。

（略）

刘景作为早已治愈的无症状感染者，也面临职场“歧视”，他曾出去应聘开通勤车的工作，但公司听说他曾经感染过新冠，都不敢用，原先就职的单位目前既不解聘他，也不给他安排工作和开工资。

刘景说，他知道单位这么做不合规，但自己感染新冠后的确给单位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他也不好意思告发单位，只希望单位能够给他开个证明，好让他去申领社区补助。

Source: 哈尔滨新冠感染家庭的后续困境_财新网_财新网

翻译自：https://www.wsj.com/articles/chinas-wolf-warrior-diplomats-are-ready-to-fight-11589896722
翻译：中国特色。NET

北京派驻的巴黎特使承诺，如果威胁到中国的利益，将与法国进行斗争，然后与东道国就冠状病毒大流行进行公开辩论。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向一名 推特follower少于30的活动家吹嘘中国对这一流行病的处理。在与台湾市市长发生争执之后，北京取消了布拉格爱乐乐团的全国巡回演出。

这种在社会媒体，新闻媒体和谈判桌上所表现出的傲慢态度，标志着中国曾经一度低调的外交官们的转变。这是外交部内有意转变的一部分，这是中国领导人在面对美国日益重视国内的情况下寻求声称自己的国家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的刺激下产生的。

中国的官方媒体将其描述为“战狼”的精神，以一种民族主义的中国电影IP命名，该IP涉及与Rambo一样由士兵转变为雇佣军，与美国领导的雇佣军作战。

随着外交部寻求加强中国对冠状病毒大流行的话语权，这场争执已经升级， 与西方强国，甚至一些友好的国家争吵。

在北京援助的主要接受者委内瑞拉，中国大使馆对当地立法者进行了猛烈抨击，他们将导致Covid-19的病原体描述为“中国冠状病毒”。使馆在3月份的网站声明中说，那些立法者正遭受“政治病毒”的困扰。

声明说：“既然您已经对此感到非常不适，请赶快寻求适当的治疗。”“第一步可能是戴上口罩并闭嘴。”中国外交部和使馆未回应置评请求。

北京最激进的外交官之一是驻巴黎的特使卢沙野。

“美国每次提出指控时，法国媒体都会在一两天后对它们进行报道，”卢先生上个月对法国《L’Opinion》报导说，有关中国处理冠状病毒的报道。“他们狼狈为奸，对有关中国的谎言和谣言大惊小怪。”

卢先生和使馆未回应置评请求。

几十年来，中国外交官在很大程度上听取了改革派领导人邓小平的话。邓小平敦促他的同胞“韬光养晦”，在积累中国实力的同时保持低调。

随着北京经济实力的增强，北京变得更加直言不讳。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领导下，这种趋势加速了。习近平将自己的合法性归功于恢复民族荣耀的“中国梦”，并在国际事务中采取了越来越不妥协的姿态。

越来越大的自信是为了唤起民族自豪感，这是执政的共产党政治剧本中的关键工具，并以促进党的利益的方式重新平衡国际秩序。在习近平先生的领导下，中国已被描绘成为负责任的世界大国，在全球治理和全球领导力领域发挥领导作用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大量贷款援助。

康奈尔大学研究民族主义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作用的副教授杰西卡·陈·魏斯（Jessica Chen Weiss）说：“中国公民越来越希望中国政府在世界上立于高位，并为此感到自豪。”“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真正想要的是一个对他继续担任领导职务而言是安全的世界。”

为了追求更讨人喜欢的风格，共产党正在努力利用美国在特朗普总统“美国第一”的口号领导下从全球机构撤退的机会。中国一直在努力提高在特朗普政府贬低的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

习近平加强了共产党对外交部的控制，该部的官员曾被党内一些人怀疑，由于他们与外国文化和同行的互动，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的投入较少。

去年，没有任何外交经验的意识形态专家齐豫成为外交部的中共中央书记，这是历来由外交部副部长担任的不同寻常的任命。曾任中国共产党强大的人事部副部长的齐国兵经常强调对习近平工作的忠诚，并重申他要求在外交事务中采取更具战斗力的姿态。

齐先生在去年12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外交官必须“在国际舞台上坚决反击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

过去，中国外交官表现出一丝不苟之情，主要是在诸如领土主权争端，达赖喇嘛的国外访问以及其他被北京视为分裂主义威胁的其他人认为支持独立的激进主义等核心利益上。他们最近将北京的话语权推到了更大范围的问题上，从对待穆斯林少数民族到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和贷款。

在布拉格，中国外交官与38岁的海盗党市长兹德涅克·赫里卜（ZdeněkHřib）纠缠不清，后者在市政厅挥舞着西藏国旗。根据的外交官和捷克媒体报道，去年，赫里卜在市长官邸的新年聚会上拒绝了中国大使要求踢出台湾代表与其他外交官会面的要求。

赫里卜先生还坚持要求从布拉格与北京的姊妹城市协定中删除“一个中国”条款，该条款是指中国对台湾的领土主张。

作为回应，北京取消了布拉格爱乐乐团在中国14个城市的巡回演出。赫里卜先生撤下姊妹城市协定后，中国大使馆在脸书发出警告布拉格“尽快改变其做法。否则，城市的自身利益将受到损害。”此后，其他捷克乐团进行的中国巡回演出计划就被取消了。

“（中国政府）他们不认为我们是合作伙伴，”赫里卜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们把我们视为他们的下属。”使馆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这场流行病为中国的战狼外交提供了最大的考验。在其他政府努力遏制冠状病毒的过程中，北京吹响了铁拳般的回应，并因向有需要的国家提供关键医疗设备而赢得赞誉。它也反击批评者质疑其对这种传染病的早期处理。

2月，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表示，它向尼泊尔加德满都邮报提出了投诉，并在发行少于100,000份英文报纸的联合报纸发表了一篇联合评论文章，批评中国的冠状病毒反应后，“保留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权利”。上有一张人民币纸币的图片，毛泽东戴着口罩。

外交官和官方媒体谴责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声称冠状病毒可能从中国实验室传播而来。在北京的特使暗示 堪培拉推动冠状病毒调查会有经济报复后，中国以违反法规为由，本月暂停了从四家澳大利亚肉类加工公司的进口。它还对澳大利亚大麦征收总计80.5％的反倾销和反补贴关税。澳大利亚将与肉类相关的违规行为描述为“次要技术违规”，并拒绝倾销或补贴其向中国的大麦出口。

Twitter已成为中国外交官的主要战场，尤其是在外交部提拔赵立坚之后，他是一位多产的Twitter用户，此前赵立坚是指派给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发言人。赵先生最近通过向他的600,000多名追随者发文，为美中两国之间关于冠状病毒起源的争吵增加了动力：他指责病原体是由美军带到中国的，这一指控遭到华盛顿否认。

根据华盛顿两党倡导组织争取民主联盟的数据，中国的外交账户现在至少达到了137个，而一年前为38个。最活跃的每月发送数百条推文，与俄罗斯最活跃的外交账户往来相当。

“在中国＃大流行病到目前为止的总死亡人数为3344人，比西方的’高级’政府要少得多，”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上个月在推特上写道，以回应斯里兰卡激进主义者批评中国政府为“低下阶层。”

激进分子基兰莎·阿梅拉辛格（Chirantha Amerasinghe）当时只有不到30名追随者，而现在也只有40多名追随者。使馆没有回应询问。

多年来，中国驻法国大使卢先生在外交部的职级中名列前茅，因为他主张加强外交。卢在2016年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外交政策委员会政策研究主任时发表的论文中说，中国外交官必须与西方作战，并说服更多国家“接受中国作为东方的主要力量，站在世界之巅。”

作为驻加拿大大使，卢先生指控渥太华在2018年底应华盛顿的要求逮捕了中国科技巨头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一位高管，称其为“西方自私和白人至上”。

在去年夏天卢先生抵达巴黎后，他和中国大使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组织了50多次媒体活动，包括采访，简报和报纸专栏，几乎是他前任五年工作记录的三倍以上。

“我希望我不必与法国作战。我们最好共同行动，”八月份在巴黎特使首次媒体发布会上，当被问及他将如何帮助中国在国际上大声疾呼时，他说。“但是，如果发生任何损害我们根本利益的事情，那么我将不得不战斗。”

今年四月，中国大使馆在法国发表了一篇题为“驻巴黎的中国外交官”的文章后，引发了整个法国的愤怒。这篇文章还指责台湾当局在种族主义言论上对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提出种族歧视，台北当局否认了这一指控，台湾当局受到一些法国立法者的支持。

大使馆随后发表了一项澄清，称该文章不是指法国的疗养院，也没有声称法国议员使用了种族主义言论。

在Twitter上，使馆已与至少一名批评家进行了辩论并屏蔽了他。它还“赞”了许多批评西方的文章，其中包括称民主国家无法治疗病人。

在4月份接受L’Opinion采访时，卢先生否认了中国外交变得侵略性的说法。他说：“相反，这是一种主动外交”。

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府已对北京作出反击，指责中国削弱其最初的冠状病毒反应应对措施，并呼吁对病原体的起源进行国际调查。一些分析家说，这场争吵使中国失去了赢得全球商誉的机会，这暴露了北京依靠粗俗言论和物质援助来劝阻批评家并赢得青睐的局限性。

乔治敦大学研究中国安全政策的助理教授奥莉安娜·斯凯拉·马斯特罗（Oriana Skylar Mastro）表示，中国“正在取得进展，因为它们拥有大量资源”，但中国的做法并没有赢得很多朋友。

在中国外交老兵中，对“战狼”方式不满的迹象已经开始浮出水面。

2009年至2013年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的傅莹在4月份发表报纸评论时强调，中国必须注意国际观众如何接收其信息。

傅女士在该党的旗舰《人民日报》上写道：“一个国家在国际话语权方面不仅与它在全球舞台上发表言论的权利有关，而且还与该话语的有效性和影响力有关。”

在最近一次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广泛分享的采访中，已退休的中国外交官袁南生（其职位包括驻津巴布韦大使和旧金山总领事）表示，中国的外交“应该变得“更强”，而不仅仅是“更难”。 ”

他说：“历史证明，当外交政策被舆论所劫持时，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Drew Hinshaw对本文做出了贡献。

译自：https://www.wsj.com/articles/china-stalls-global-search-for-coronavirus-origins-wuhan-markets-investigation-11589300842
原文作者：杰里米·佩奇（Jeremy Page）和娜塔莎·汗（Natasha Khan）
翻译：中国特色。NET

中国武汉— 12月31日凌晨1点左右，陆俊清在当地一家消毒公司接到老板打来的电话。有人告诉他，请一个团队前往华南市场：“带上最好的装备。”

陆先生知道市场，火车站附近的摊位错综复杂，但还不知道这是在整个城市传播的神秘疾病的可疑来源，该病毒后来被确认为Covid-19。

当他到达那里时，当地官员将他带到一堆出售肉类或中药的野生动物摊位。他说，那里有死的和笼子里关着的活着的动物，包括蛇，狗，兔子和獾。

陆先生说，随着他的团队开始喷洒消毒剂，官员们开始从摊位，下水道和物品中取样。他们请他的团队帮助处理死去的动物，用镊子挑选粪便和毛皮，并将其密封在塑料袋中。

四个多月后，中国官员尚未与世界分享来自陆先生和其他人所说的动物的任何数据。尽管美国施压将大流行病归咎中国，根据对数十位卫生专家和官员的采访，北京目前似乎在国际上拖延寻找这种病毒的来源国际行动。

缺乏透明度以及国际上对搜查的参与，给人们留下了猜测和指责的余地。这也使健康专家和官员感到困扰，他们说，找到来源是防止同一病毒再次从动物身上传播到人类的关键——可能释放出另一波疾病。

他们说，最初，中国官员似乎很快就对病原体的起源进行了追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在1月份表示，它怀疑这种病毒来自华南市场上的一种野生动物，而查明这只野兽“只是时间问题”。

自那以来，中国官员越来越怀疑这种病毒是否起源于中国，并拒绝了美国，澳大利亚和欧洲官员进行国际调查的呼吁。

中美关系恶化由于双方都宣扬了有关该病毒起源的指控。中国官员在不提供证据的情况下，说病毒 爆发源于美军访问武汉期间。华盛顿否认这项指责，许多科学家认为这是毫无根据的。

特朗普总统和美国高级官员已经声称该病毒可能已经逸出来自武汉的两个在蝙蝠中进行冠状病毒实验的实验室之一，但尚未公开分享支持该说法的证据。北京和实验室否认了这一点，一些熟悉这些实验的外国科学家表示，他们怀疑这种病毒是通过这种方式泄漏的。

中国国家卫生委员会没有直接回应有关寻找该病毒起源的详细问题，只是说应将其留给科学家。

它在一份传真声明中说：“该病毒不应与任何特定的国家，地区或人民相关联。”“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应该团结起来，共同努力，而不是互相指责和逃避责任。”

卫生专家说，中国并不是第一个拒绝对其领土上的健康危机进行国际调查的国家，而且其早期专注于控制病毒的传播是可以理解的。他们还说，中国从2002-3年的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SARS）暴发中吸取了教训，但对关闭该病毒传播给人类的野生动植物市场行动缓慢。

然而，中外研究人员说，中国只公开了市场下水道，摊位和垃圾车中“环境样品”的基因序列，而不是直接来自任何动物的材料。有人说中国官员告诉他们，从市场上取走的动物被销毁了。华南几家市场供应商表示，他们还没有进行测试来确定其中有多少被感染。

尽管中国官员表示他们正在追踪市场上的野生动物供应商，但他们尚未发布有关人或动物的任何信息。

同时，中国挫败了外国官员和研究人员加入搜寻的行动。据三名人士说，当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代表团在二月访问武汉和中国其他城市九天时，中国官员和研究人员似乎致力于这一搜寻。他们说，他们不去华南市场，而是与中国同行讨论了该病毒以及该病毒的潜在动物起源。

世卫组织使命的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的临床主任克利福德·莱恩说：“每个人都承认这一点的重要性。”“我的印象是，他们在调查它，正在考虑它。”

莱恩博士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官员告诉考察团，他们最终将能够创建市场流行病学地图，显示详细信息，例如哪些动物在哪里，哪些患者参观了市场的哪个部分。 这样的地图尚未发布。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该组织在对《华尔街日报》的电子邮件回复中说，世卫组织此后定期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更新搜寻结果的请求，但没有回复。

世卫组织表示，中国国家卫生委员会仅告知其这些行动现在由科技部牵头。声明说，世卫组织还要求卫生部提供最新消息，但没有收到。

中国科学技术部未回应置评请求。

世卫组织表示：“这些调查所获得的信息对于公共卫生至关重要，因为它可能成为防止新病毒进一步引入人群的关键。”它还说，它正在与中国讨论对该国的另一个任务，焦点是该病毒的起源。当被问到这一点时，中国外交部表示将继续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

知情人士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几周一来一直试图帮助协调对这种病毒的动物起源的研究，该组织一直在试图将一个小组带入中国。一位知情人士说，本计划在3月中旬对中国进行一次专家访问，但这次旅行已被推迟到至少5月底。

粮农组织在一封电子邮件声明中说：“由于大流行情况，我们目前没有计划在任何地方进行任何出差或公务旅行。”

该组织总裁彼得·达萨克（Peter Daszak）表示，总部位于纽约的非营利组织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在中国研究冠状病毒已有15年了，它也提供了帮助。该小组帮助确定了导致SARS爆发的冠状病毒起源于蝙蝠，并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市场上跳到人类身上，可能是通过称为类猫的猫科哺乳动物传播的。

他说，他在中国的合作伙伴无法调查市场。“由于在中国和美国提出了阴谋论，现在真的是如此敏感。无论如何，我担心这已经太迟了，”他说。

他将市场比作潜在的犯罪现场，他说，由于那里的证据似乎已被污染或无意中被破坏，因此现在更好的选择是对与野生动物和与之接触的人类中的病毒进行更广泛的测试。

他说：“这不会很快，也不会很容易，但我们将实现这一目标，这需要中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之间的合作。”

敏感问题

许多健康专家认为，新的冠状病毒自然生活在蝙蝠中，并可能通过另一种野生动物（可能是麝猫或穿山甲）跳入人类。该病毒可能首先是在华南市场上跳给人类的，也可能是感染了其他地方的人，可能是野肉商人，然后到了市场。

这些都是敏感的问题，因为中国的许多野生动物贸易都是非法的，需要进行严格的卫生检查，但对于可以合法繁殖和出售的动物却不经常进行检查。

华南摊贩和购物者不愿谈论野肉贸易。一些人说，他们在市场上大约1000个摊位中的大约10个中看到了出售的各种活体动物和死去的动物（通常处于不卫生的状况），这些摊位主要出售海鲜，并于1月1日关闭。

其中之一是大中畜牧和猎物，最近在武汉的另一个市场开设了新的分店。根据2019年7月存档的网站的版本，它提供了活的或死的动物，包括小鳄鱼，北极狐，浣熊狗，竹鼠和麝香猫。

另一个摊位上的摊贩说，大中卖过动物，包括狗，蛇，驴和鸟，经常在现场宰杀，但他从来没有见过非法的野生动植物。

大中老板王孔林在一次采访中说，他几年前停止出售野生动物，此后主要出售牛肉和羊肉。他说，中国当局对他进行了测试和讯问，但没有发现感染或不当行为的迹象。

他说：“我从未见过穿山甲，更不用说卖了一个。”“或者是麝猫。”

一些研究人员和野生动物保护主义者怀疑，非法动物要么没有被关在市场上，要么在中国官员到达之前被赶走了。

江威消毒公司现年31岁的经理卢先生说，当他和他的团队于12月31日到达市场开始喷洒时，他没有看到任何麝香，穿山甲或蝙蝠。

他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地办事处的官员已经在那儿，其北京总部的另一支队伍于1月1日抵达市场，当时市场已经关闭，供应商被命令将所有食品抛在后面。

他说，在接下来的几天中，他看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取样并清除了一些活的和死的动物。他说，官员们让他的团队帮助从死者的尸体中采集了大约70至80个粪便和毛皮的标本，主要是狗和兔子。

他说，当地官员在最初就没有提到这种疾病，那天他使用的标准浓度是每升水500毫克二氧化氯。在了解了更多信息之后，第二天他将浓度提高了四倍。他说，混合物太强了，腐蚀了他的许多设备。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官方账户仅说，其北京小组于1月1日到达，并从下水道，摊位和垃圾车中收集了585个“环境样本”，其中33个样本对该病毒呈阳性反应。它说，其中有14个来自交易野生生物的地区。它没有提到动物样本。

据一位知情人士说，当台湾和香港的卫生专家于1月中旬访问武汉时，一位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当地官员告诉他们，市场上没有发现野生动物，这种东西在当地很少被食用，也没有关于其他种类动物的讨论。

哥伦比亚大学病毒学家伊恩·利普金（Ian Lipkin）于1月下旬访问中国，以帮助抵抗该病毒。他说，他与中国的接触告诉他，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确实从市场上的动物和肉类中提取了样本。

利普金博士还帮助应对非典，他说，中华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高志刚最初确信罪魁祸首是竹鼠，一种在中国经常被当作肉出售的啮齿动物。

利普金博士说：“在他们经过检查之后，对各种活体，尸体和冰柜中的冷冻动物进行了详尽的搜索，他们什么也没想出来，就不得不修改其模型。”

他说，高博士告诉他，中国科学家在环境样本中发现了这种病毒，但无法确定它们可能来自哪只动物。

利普金博士说：“污染太多了，动物的各个部位，种类都不同。”高博士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利普金博士说，此后，他和一名中国同行提出了其他方法来鉴定这种病毒的来源，包括通过从12月之前在中国各地检测肺炎患者的血液样本，以查看其是否可能起源于武汉以外的地方。

利普金博士的中方负责人中山大学的卢家海说，中国当局尚未提供有关样品的信息。

关于蝙蝠是最有可能成为原始宿主的共识主要来自1月23日发表的研究论文，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新病毒的基因组与先前在中国西南地区的蝙蝠中发现的另一种冠状病毒的基因组96％相同。

该论文的作者中有武汉病毒研究所蝙蝠冠状病毒专家石正立。病毒所正是美国官员认为该病毒的来源的地方之一。她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一周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人员发表了一篇论文，也得出结论认为蝙蝠可能是原始宿主，但建议该病毒通过另一种野生动物在华南市场传播给人类，因为大多数蝙蝠在12月冬眠，而没有在市场上出售或发现。

该病毒可能来自动物的结论不仅使世界卫生组织（WHO）成为一个问题，而且对一个鲜为人知的国际组织也成为一个问题，中国也是该组织的成员，它是总部位于巴黎的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它召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组成一个非正式的咨询小组，该小组于1月31日举行了几次电话会议中的第一场。

会议纪要说，样本是从市场上的几种动物中采集的，没有一个呈阳性，但是“没有有关样本和物种数量的信息。”

该小组建议对中国的野生动植物贸易进行彻底的调查，包括任何犯罪活动以及对武汉海鲜市场的管理等。目前尚不清楚中国采纳了多少建议。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在一封电子邮件声明中说，它正在与中国兽医当局保持联系，并表示愿意帮助调查该病毒的来源，但尚未做出任何安排。

它说中国专家参与了它的几个技术小组。该机构在最近几个月的会议记录中说，专家们分享说，中国科学家已经对家畜以及毛皮农场的动物进行了测试，没有发现这种病毒的踪影。自一月份的第一次电话会议以来，都没有提及华南市场。一些研究人员认为，调查市场的机会早已过去。

OIE顾问小组成员，香港城市大学兽医学和流行病学教授Dirk U. Pfeiffer说：“问题是调查应该在12月下旬或1月初完成。”

“现在为时已晚，这意味着我们将不得不依靠其他间接证据，因此起源的证明几乎是不可能的。”

—武汉的Qianwei Zhang和东京的Phred Dvorak对此文章做出了贡献。

What？要不要这么丢人。

据一位知情人士称，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计划发出警告，称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黑客正试图从加紧研发新冠疫苗的美国研究人员那里窃取信息。

上述知情人士称，预计这份来自美国联邦调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和国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的警告将指称，北京方面试图通过黑客和其他非法手段，从美国机构窃取与新冠疫苗和药物相关的知识产权和卫生信息，该警告可能会在几天内发布。该知情人士称，相关方面尚未敲定该警告，围绕该警告发布的计划可能会有变化。

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之际，这样的警告将会加剧美国和中国之间本已快速恶化的紧张局势。

Source: 美国料将指称中国试图窃取新冠病毒研究信息 – 华尔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