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良宇的新闻占据了今天各大报纸的头条。
但我有一点疑问，陈良宇贪污一案为什么这么久才移交司法机关。
换句话说，这个国家是法治还是党治。

也许人大代表或是什么代表有一定的司法豁免权，我并不清楚。
但是陈良宇被政治局和纪委双规了这么久，才转移司法机关，实在是可笑。
司法机关变成执行机构了吗？干脆直接交给警察叔叔枪毙算了。
全国人民都不会有意见的。

从司法界内部传过来的消息也是差不多。
一般的民事案件他们才有得管，刑事案件多是上面给指示，他们照着做，尤其是有重大社会影响的。
党员犯了事，党内处分一下子，有时竟连党外的处分都可以免。
问题再大一点，开除党籍也能节省不少年的有期徒刑。

在我脑海中，入党仿佛是马里奥吃了蘑菇，若不是失足掉到深渊里面，碰到一般的小刺，不过是变小一点而已。
后面还有蘑菇可以吃哪！

我本不想谈论政治问题，只是今天在VOAnews上面看到一些新闻和评论，觉得不吐不快。
背景知识：13年的酝酿和广泛讨论，创造了中国立法史上单部法律草案审议次数最多的纪录。物权法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这部法律被认为对于推进经济改革和建设法治国家都有重大意义，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完善，政治文明迈出了重要一步。（新华社）

纽约时报注意到，人大开幕后，温家宝所作的两个小时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没有提到物权法。这部法律没有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支持是不可能通过的。胡锦涛和温家宝的沉默说明，他们意识到这部法律在党内现任官员和退休干部当中，以及一些共产党主要理论工作者当中遭遇到极大的阻力，这些人批评中国现行的经济政策导致腐败现象越演越烈，同时造成中国社会精英迅速在老百姓贫困的基础上积聚财富，并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正像中国通过物权法所表示的那样，共产党偶尔也显示出这个党比过去能够对公众意见作出反应，但是，这个党的最佳执政方式仍然是窒息不同政见的声音，严格控制新闻媒体，并且用金钱所能买到的最奢侈的方式和技术来管束网络媒体。物权法是一个开端，但是只有容忍不同意见的政策以及相对自由的媒体才能够保证这些法律是可以执行的。
经济学人杂志还表示，(通过物权法)，中国今天并没有发生革命。反对物权法的中国左派有充足的理由来忧虑通过物权法之后中国会走向什么局面。他们认为这部法律将强化那些把国家资产转化为个人私有财产的腐败官员的地位。他们也意识到，这部法律的所有细节都和这个共产主义政府格格不入。
在人民大会堂里打盹的人大代表们所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在三月份启动了一个过程，在将来的某一天将会彻底改变这个国家。
前中共中央政治局政治秘书，因为六四而被关进监狱的鲍彤认为物权法具有一定的启蒙意义。鲍彤认为，物权法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一九五三年提出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那条《总路线》，以及它的全部理论和政策的最终破产，意味着在折腾和徘徊了半个多世纪，转了个三百六十度的大圈子之后，中国依旧回到了原点。
鲍彤在为自由亚洲电台写的评论中说：“有人一贯主张‘有法总比无法好’，但我历来不敢苟同。今天这个物权法，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到底能起什么好的作用或坏的作用，我不敢言之过早。 ”

同时，物权法的第一个实践，“重庆钉子户”事件。

重庆市九龙坡区法院又给钉子户一个搬迁的最后期限：4月10日。如果到时没有搬迁，法院属下的执行局将强制拆迁。法院表示，如果当事人杨武、吴苹对判决有异议，可以到上级法院上诉。
如今，吴苹已经向重庆最高人民法院递交了申诉已经超过一周，但是最高法院没有给予任何答复。

通过法律并不等于法制，维谁的权，终究要看执法的阶级。

BBC 中文网 | 中国报道 | 透视：纪念胡耀邦真那么意义重大吗？

不得不引用的一篇文章，深刻而有见地。
不过评论中一堆政府的枪手和李大师的枪手对骂，实在是坏了气氛。

赵紫阳的死没有在中国引起另一场风波，这个事实也会使海外对中共纪念胡耀邦目的的种种揣测显得苍白。

一种典型的说法是，胡锦涛选择纪念胡耀邦是为了争取民心，实现和国内外不同政见人士的和解，至少暗示胡锦涛会在时机适当的时候会再行政改。

但哪里是今天中国的民心所在呢？对因为减免了几百元农业税早已感恩戴德的农民和早已成为”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和”经济学家 “们，已经用不着拿纪念一个胡耀邦来争取；对为数不多的争权利、要补偿的失地农民和下岗工人，自有专政工具伺候；而为”超女”痴狂的年轻一代，则早已不知 道胡耀邦是何方神圣。

至于不同政见人士，国内的，能关着的都关着呢，国外的，不是在读书就是在传教，谁用得着“和解”？

异曲同工

胡锦涛之纪念胡耀邦，和他接任总书记之初的西柏坡朝圣之旅可谓异曲同工，除了强调一下自己“根红苗正”，暗示一下江泽民不过是特殊历史时期的过渡人物，同时以“本党历史上还有这么一位杰出人物”为褴褛的合法性贴金之外，似乎很难再挖掘出来什么深意。

那种对纪念胡耀邦有意无意的“误读”、联想和放大倒正是中共需要的。近年来，对西方媒体信誓旦旦，回头再把西方对中国的 “高度评价”断章取义，“出口转内销”给中国民众是中国当局已经熟练运用的一种手法。对媒体如此、对西方政客亦然，我们都还记得，就在中国地方当局加强镇 压要求依法行使罢免权利的广东太石村村民的同时，总理温家宝对西方媒体说，中国人能治理好一个村，就能治理好一个县、一个省，中国的基层选举会很快向上发 展。结果连当时访问中国的英国首相布莱尔也表示，“留下深刻印象”。

至于把纪念胡耀邦和平反“六四”联系起来，则是一相情愿的梦想。

须知今日之中共已经不是1989年的中共，更不是苏联、东欧瓦解之前那里的共产党，这个党已经永远失去了出现一位戈尔巴乔 夫的机会，除了名义上，也可以不再为“六四”负什么责任了，因为九十年代以来的“改革”已经使共产党的干部完成了对国有资产的瓜分，也已经使共产党实质上 完成了向右翼资产阶级集权政党的转变。

恐怕除了初出茅庐的西方记者，今天很少会有人真诚地相信中国是一个“共产主义”政权。当然，西方的政客还会继续这么称呼中 国，以便在放下原则和中国贸易的时候，留给自己一个可以随手拿过来抨击而又不伤大体的靶子。平反“六四”不能寄希望于纪念胡耀邦，也不能寄希望于中共，更 不能寄希望于西方。

寄希望于“中国人民”吗？前述那些不再需要“争取人心”的中国人恐怕也很难肩负起这一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