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观点，只不过将最近两年的一些事情总结起来，归纳出一个普世价值在中国的发展史。

它甚至都没有明确指出，由于普世价值的争论，中国共产党又回到了改革开放以前，凡是要问一下姓资还是姓社的时代。
因为普世价值是西方价值体系，是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所以社会主义不需要。
社会主义需要自我奉献，牺牲。

工作两年来我发现我一直很傻，在我讨论为了更高的利益牺牲少数人利益是否合适的时候，人们正在竭尽全力谋取私利，即使这样会损失掉更多公众利益。
领导批准一个项目，并不是看这个项目能给大家带来多少利益。一条路刚铺好又挖开，居民从来没有感觉到便利。但是通过这个工程，领导可以拿到回扣，从施工队那里，从材料提供商那里，甚至直接扣留部分工程款。
他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比如说为了这条路今后的畅通和居民的出行方便。
所以你们现在需要忍受堵车、扬尘，各种不便。
你们要敢于自我牺牲。
看，这就是他们为什么憎恶普世价值。

共产党宣言中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但是中国共产党显然不这样认为。

中国

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

中国拒绝民主等西方价值，这种说法不完全正确。实际上，它正在与之对抗。

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北京

7月19日，中国一所一流的商学院的毕业生们身着硕士服，聆听秦晓——中国一所国有银行的主席——的毕业致辞。他们完全没有预料到即将听到的一切。没有鼓舞他们继续深入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相反，秦先生鼓励他们抵御世俗诱惑，追求自由和民主这一类“普世价值”。

秦先生在清华大学体育中心对2000人的演讲燃起了已经在中国郁积两年的一场关于意识形态争论的火焰。是否存在普世价值的哲学问题变成了政治斗争，分化了学者、传媒，甚至一些分析家认为包括中国的领导人。由于共产党准备在2012年更换领导核心，这个分化很可能变得更加明显。自由主义者将会尝试打开继任领导人的视野。

在担任中国第六大银行招商银行董事长九年后，秦先生于9月21日退休，他说认同普世价值是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不论是政府的转型还是国有资产的归属都涉及到它。“普世价值告诉我们，政府是服务于人民的，资产是属于社会大众的，城镇化是为了人的幸福的。”他说。对“中国模式”的支持者，他补充说，认为恰恰相反：人民要服从于政府、政府要控制资产、百姓的利益要让位于地方建设。

所谓“普世价值” ，是在中国一个刚刚兴起政治辩论，令人惊讶的是，与它相关联的一些概念，如自由，民主和人权，30年来一直是争论不休的话题。许多中国学者认为真正的辩论发生在2008年四川省的地震后——那场地震造成大约80,000人死亡。灾难发生后第十天，一个在广东省南部以言论自由闻名的报纸——南方周末发表社论赞扬政府的快速应对。它说，它“因尊重普世价值而兑现了对人民和世界的承诺。”

仅仅是对此术语的一次提及就足以引发强硬派的反击。北京的报纸和保守网站出现大量评论攻击普世价值是西方推翻党的统治的阴谋。中国正准备举办2008年的奥运会，其口号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但是保守派担心，拥抱普世价值就意味着承认了西方的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九月，在奥运会后，党的喉舌， 人民日报 ，也加入进来。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指责中国普世价值的的支持者试图西化中国，并把它改造成自由放任的经济体制，将不再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场辩论在2008年12月时又被激化，因为几百自由人士和几乎所有的异见人士共同签署了一份支持普世价值的宣言，史称零八宪章。中国面临一个选择，它说，维护其专制制度或“承认普世价值，加入主流文明，建立一个民主国家”。后者对于党的领导来说跨越太大无法接受。最近，中国官员已经发出警告，如果10月8日宣布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宪章的起草者刘晓波，将会引发外交冲突。获奖最热门人选刘晓波，因为他在宪章中的工作正服十一年有期徒刑。9月28日，一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刘的行为是“完全违背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愿望。”

中国在全球经济危机中的强劲经济表现更助长了保守派的气焰。为了含蓄地表明中国有它自己的价值观，北京当局这个星期举行了自共产党统治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纪念孔子诞辰（2561周年）的活动。保守派想借此对比儒家强调的社会和谐和道德品质与西方强调的个人权利。

但是，敌对阵营仍然剑拔弩张。自由派将总理温家宝视为普遍价值的拥护者。2008年11月一篇发布在广东省报纸网站的文章指出温家宝和胡锦涛都是这一观念的支持者。虽然两人都从未在公众场合提及“普世价值”这一术语，但说温家宝支持自由派，至少不是空穴来风。他在2007年写到“科学，民主，法治，自由和人权不是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较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普遍追求的价值观。”一个由温家宝在八月底所发起的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吁引发了保守媒体大量隐晦的回应，谴责西方模式的民主。

保守派还从控制着中国媒体的宣传部那里获得了支持。2012年即将接任胡锦涛总书记职位的副主席习近平在9月1日的讲话大大激励了保守派。习近平的讲话中夹杂着引用到价值观，但是并没有暗示它们是普世的。他举了几个普通党员为了共产党利益牺牲自我的例子，说他们的行为回答了“什么是一个共产党员的主要目标和最高价值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一名与保守官员保持密切联系的中国学者说，最高领导人对于普世性存在分歧。

他们肯定动摇过。政府的第一次中国民主白皮书，发布于2005年，开头是这样的：“民主是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产物。也是世界各地人民的共同愿望。“一位起草者说他相信现在这些句子是“不适当”的。

可以在以下地址中找到相关资源www.economist.com/node/21011301

亚洲

2010年香港立法会地方选区补选，虽然参与五区总辞的议员全部重新当选，但投票率仅为17.1% 。

要理解17.1%必须首先知道一些背景知识。
1997年香港回归时，基本法许诺香港人民拥有普选的权利，但文字过于模糊不清，而且在实际操作中一拖再拖，目前推到了2017年和2020年。
香港人自然是不满意，于是年年游行要求尽快普选，但是毫无效果。
因此泛民主派想出了这么一个方法：在香港五个区分别辞职一名议员，根据立法会条例必须实行补选，造成一次假公投。
从法律上说，这次投票仅仅是补选议员，但泛民主派呼吁全体市民都参与到这次投票中，以“普选”这一议题为投票基础。
然后得到了这样一个17.1%的投票率。

我把香港市民对这次投票的态度分成这么几类人：
1、支持普选，假公投也要投票
2、支持普选，但这种假公投没有投票的意义
3、普选什么的无所谓，你们不要浪费纳税人的钱搞五区总辞
4、香港不能普选
那么，第一类人肯定参与了这次投票，并且投的都是参与五区总辞的候选人，统计这次补选的得票率就能得到人数。
第二类人不会参与这次补选投票，但仍然支持普选，乐观的说他们可能是沉默的大多数。
第三四类人可能参加这次补选投票投反对票，也可能不参加投票。

冷静的说，这次补选推动公投，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即使投票率100%，支持率100%，也不能解读为全香港市民都支持普选。因此大部分人对这次补选采取观望的态度，应该早在泛民主派的意料之中。
香港人比台湾人对投票要理智一些，给补选投票加上额外的意义本来就是泛民主派一厢情愿的事情，大多数人不买账合情合理。
不过17.1%实在是难看了一点，泛民主派以前还指望20%以上，我估计有些观望中的人也会后悔自己没有去投票吧。无论真相如何，这个结果都很容易被中央政府曲解为大多数香港人并不支持普选。 如果因为这个事情把普选的时间表再一步推迟，那就真的是弄巧成拙。

昨天在广州市政府门口，直到我离开的时候，市民们都很理智，政府也比较理智。后来听说清场的时候有些冲撞，由于本人并未亲见所以不便发表评论。
保安笑着和市民们搭话，不远处公园内老人的舞蹈没有中断，我似乎看到了中国民主的曙光。
如果说这次集会达到了什么样的成果，那么作为启蒙的意义则不能不被提到。

长久以来，政府不认为民众会有反对意见，如果有，那也是“一小撮煽动”的。“一小撮”并不只是政府为了孤立反对者的说辞，它其实也暗示着政府陈旧的思维方式：我是代表民众的，民众怎么会反对我。
同样的，由于反右斗争等事件，民众也不敢轻易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所以一般只能看到知识界或是所谓精英分子对政府的抨击，却少见普通民众能够平和的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
这种民众反对的意见，并不是消失了，而是积压起来，等到爆发的时候，往往导致巨大的破坏。比如瓮安、石首的群体事件。

试想一下，假如市政府门口每天都有几个人去举着牌子抗议，就像白宫门前的草坪曾经也是抗议者最好的去处一样，民众的反对情绪可以得到缓解，而且市政府也比较容易了解底层的各种想法。

当然，指望靠这次集会就能阻止番禺垃圾焚烧厂的建设就太幼稚了。表达反对是一回事，决策最终还是靠法律和行政程序一步步去走。如果这些程序都能保持正义，人们可以自由的表达观点，那么民主不就达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