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网上开始传阅这样一份谈话记录，而且据说是万里的。
文章中提出了不少进步的思想，但是从本质上来说，我认为它仍然是一个顽固的老共产党人提出的保守观点。
虽然标题是由后来整理者添加上的，但这个标题基本上也概括了谈话的核心：他请求共产党人自省，建立基本的政治伦理。
把国家的兴亡建立在执政者的自身道德修养上，这是上上个世纪以前的封建主义思想：要靠一个好皇帝才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现代政治中，更多的要依赖法律的限制和媒体的监督。所以美国才有三权分立和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以陈水扁没有把台湾搞垮，反而是把自己搞垮了。
而且，我也不相信共产党现在有那个道德水准去自愿建立一套伦理标准，甚至是让军队国家化，解除党禁。
要说共产党的现状，我认为就是少数既得利益者挟持了大部分权利和财富，然后与大多数底层党员组成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党章中所写的一切都是屁话。
这样的权力机构，如同1984中的政党一样，只会不断追求更大的利益。
对于一个悍然违法逮捕区人大代表的执政党而言，伦理实在是太过奢侈的要求。
One Party to Rule Them All.
这篇文章还有一个给五毛看的标题：《中国为什么不能民主自由》。
美洲大陆那片原本是英国的殖民地，因为赋税却在议会得不到席位，导致各殖民地联合起来宣布独立。
独立战争打的很艰难。新生的美国联邦没有钱，军费主要靠发行不怎么可靠的债券，卖给国外支持者，国内民众，甚至作为军饷直接发放。
华盛顿作为总司令，是没有一分钱军饷的。
幸运的是，美国打胜了这 场战争，但是留下一个负债累累的联邦(当时还是大陆议会)。美国除了广阔的土地，几乎什么都没有。
幸运的是，美国有一批绅士。
华盛顿在战争结束后立刻交出了军权，回家种地。要知道当时地球上，一国通过战争获得了独立，其指挥者自然而然的成为新的统治者。
在费城制宪会议中，与会者们没有为自己留下特权，而是尽力设计一个公正平等的制度。尽管他们之中一些人后来当了总统，却也有穷困潦倒之人。
制宪会议的时候，华盛顿是主席，你要知道，在欧美的议事规则中，主席甚至没有权利发表自己的观点。
幸运的是，美国有一群追求自由的公民。
最初由一批逃离迫害的清教徒所开辟的土地，吸引的也是同样的拓荒者和开拓者。他们对宗教的虔诚使得他们博爱、宽容。他们对自由的向往使得他们可以随时拿起枪反抗任何压迫。
矛盾理论本是共产主义的哲学。但是早在那之前，美国的先贤已经设计了一个由内部矛盾支撑和推进的制度。无论是三权分立，或是后来形成的两党，甚至是州与州之间，这种矛盾是设计中的矛盾，也由设计解决了他们的平衡。
美国的成功，简直如神迹一般。
God bless America .
星期天在中山大学听了一场TED讲座，结束以后跟着佐拉和柠檬参加讲座组织者的聚餐。
过程中听到了一个事情。
中山大学的校领导试图推动学生会主席的直选，却遭到学生反对，最后以失败告终。
在座的中大学生都一致反对学生会直选，认为是“浪费时间”，反正“学生会也没什么实际权力”，“校长不过是在作秀”。
值得注意的是，参加这次聚餐的，是组织这次TED中国活动的学生。
他们的思考和行动能力，绝对不是某些人形容的书呆子或是被中共洗脑的大学生那样受到限制和扭曲。
我于是跟他们说，学生会之所以被架空、尸位素餐，也许并不是由老师指派干部的原因，而是结果。
因为学生会没有作为，而放弃直选的权利，则直接消除了学生会能够做任何实事的可能。
他们说，没有用，学生会在学校中的地位决定了它永远没有实权，只能作为团委的附庸。
他们又举例说香港的学生会，由于是在香港政府直接注册，所以完全独立于学校体制。关于这点，我并不知道是否属实。
但是我跟他们举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例子。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是三权分立中实权最少的一个，既没有军队和行政权力，又没有掌握财政的权力。他们只能判断对错，然而执行，却要依赖行政的强制力。罗斯福跟最高法院就闹僵过，几乎就把后者的判决视若无睹。
但是在更多的时候，最高法院却能够维护自己的绝对权威。
你要知道，大法官甚至不是民选的！
直选本身，是作为一种赋予权力的仪式。
因此，我有理由相信直选出的学生会会长和以往的会有很大的不同。
遗憾的是，已经没有验证这种观点的条件了。
6月3日夜，我正同家人在院子里乘凉，听到街上有密集的枪声。一场举世震惊的悲剧终于未能避免地发生了。
“六四”悲剧三年后，我记下了这些材料，这场悲剧已经过去好多年了。这场风波的积极分子，除少数人逃出国外，大部分人被抓、被判、被反覆审问。情况现在应当是非常清楚了，应该说以下三个问题可以回答了：
第一，当时说学潮是一场有领导、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现在可以问一下，究竟是什么人在领导？如何计划，如何预谋的？有哪些材料能够说明这一点？还说党内有黑手，黑手是谁呀？
第二，说这场动乱的目的是要颠覆共和国，推翻共产党，这方面又有什么材料？我当时就说过，多数人是要我们改正错误，而不是要根本上推翻我们的制度。这么多年过去了，审讯中得到什么材料？究竟是我说得对还是他们说得对？许多外出的民运分子都说，他们在“六四”前，还是希望党往好处改变。 “六四”以后，党使他们完全绝望，使他们和党处在对立的方面。在学潮期间，学生提出过很多口号、要求，但就是没有提物价问题，而当时物价问题是社会上很大的热点，是很容易引起共鸣的。学生们要和共产党作对，这么敏感的问题他们为什么不利用呢？提这样的问题不是更能动员群众吗？学生不提物价问题，可见学生们知道物价问题涉及改革，如果直接提出物价问题动员群众，实际上要反对、否定改革。可见不是这种情况。
第三，将“六四”定性为反革命暴乱，能不能站得住脚？学生一直是守秩序的，不少材料说明，在解放军遭到围攻时，许多地方反而是学生来保护解放军。大量市民阻拦解放军进城，究竟是为了什么？是要推翻共和国吗？当然，那么多人的行动，总有极少数人混在人群里面攻打解放军，但那是一种混乱情况。北京市不少流氓、流窜犯乘机闹事，那是完全可能的。难道能把这些行为说成是广大市民、学生的行为吗？这个问题到现在应当很清楚了。
以上几点，就是说明1987年中央领导班子改组、耀邦辞职以后，面临着一个声势浩大的反自由化运动。在这种情况下，不反是不可能的。当时有一种很大的力量，要乘反自由化来大肆批判三中全会的路线，要否定改革开放政策。而我如何顶住这股势力，如何把反自由化控制起来。不使扩大化，不涉及经济领域；尽量缩小范围，尽量减少一些思想混乱，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方面就是对人的处理的问题。要不要处理人、伤害人。如何少处理人，不过多伤害人，这也是我当时面对最头痛的问题。
反自由化以来，一些老人们劲头很大，极左势力也很大，想要整很多人。邓小平一向主张对党内一些搞自由化的人作出严肃处理。王震等其他几位老人也是如此。邓力群、胡乔木等人更是想乘机把这些人置于死地而后快。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这次反自由化中尽量少伤害一些人，保护一些人，即使没法避免也力求伤害得轻一些，这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一开始，在制定中央四号文件时，为了少伤害一些人，对如何处理在反自由化中犯错误的人作出了严格的规定。文件提出：需要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和组织处理的，只是个别公开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屡教不改而影响很大的党员，并且应经中央批准。还指出，对有些持系统错误观点的人，可以在党的生活会上进行同志式的批评，允许保留意见，采取和缓的方式。我在宣传部长会议上和其他场合还讲了在思想文化领域要团结绝大多数人的问题，指出包括有这样或那样片面错误观点的人都要团结。我还指出，在从事思想理论文化领域工作的党员中，既鲜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热心改革开放的人固然不少，但也有些人拥护四项基本原则，而有些保守僵化；也有些人热心改革开放，而讲了些过头的话，出格的话。既不要把前者看成是教条主义，也不要把后者看成是自由化分子，都是要教育团结的人。我当时有意识地强调反自由化时把有点自由化错误的人和有点僵化保守的人，都说成属于认识上的片面性，就是为了尽量避免或少伤害人。
但是，我们已经实行了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对一直遵循传统社会主义原则的中国人民，究竟应该给个什么说法呢？一种说法是，中国社会主义搞早了，该退回去，重搞新民主主义；一种说法是，中国未经资本主义发展就搞社会主义，现在应当进行资本主义补课。这两种说法虽然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必然会在理论上引起很大争论，很可能在思想上造成新的混乱。特别是这样的提法不可能得到通过，搞得不好会使改革开放事业遭到夭折，因此不能采取。我在1987年春季考虑十三大报告时，很长一个时期就考虑这个问题如何回答。在思考过程中我越来越觉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提法最好。它既承认、肯定了我们已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同时由于它是个初级阶段，完全可以不受所谓传统社会主义原则的约束；可以大胆地调整超越历史的生产关系，从越位的地方退回去，实行适合我国社会经济水平和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各种改革政策。
也许有人会问，你过去在地方工作，怎么对经济改革发生兴趣？我认为中国经济必须改革，虽然那时我也看过一些东欧经济改革的书，但出发点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主要的是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弊端太多，人民付出的代价太大，效益太差。但弊端的根本在哪里，开始也不是很清楚。总的想法就是要提高效益。来北京后，我对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明确地不是为了追求产值多少，也不是要把经济发展搞得多快，就是要在中国找到一个如何解决人们付出了劳动，而能得到相应的实惠的办法，这就是我的出发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2-3%就不得了了，而我们经常增长10%，但人民生活没有得到改善。至于怎样找到一条路子，我当时观念里没有什么模式，没有系统的主张。我就是希望经济效益好，有这一条很重要。出发点就是经济效益好，人民得到实惠。为了这个目的，摸索来，摸索去，最后就找到了适合我们的办法，逐渐走出了一条路。
总之，当时有两部分，一个是计划体制外的市场经济，一个是计划体制内的计划经济。我们一方面扩大计划外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逐步缩小计划经济的比重。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存的情况下，势必是此消彼长。计划经济缩小减弱，市场经济就得到扩大和加强。当时市场经济部分主要是农业、农副产品、轻纺工业、消费品工业，而属于生产资料生产的，基本上掌握在国营企业手里。一个消费品，一个生产资料，如果控制生产资料生产的企业不削弱、不缩小，不分出一部分投入市场，新生长起来的那一部分市场经济就无法继续；如果生产资料生产的那一部分，一点也不允许自销，一点也不允许进入市场——如果把小煤窑、小水泥也都统管起来的话——那新生长的市场经济将会因缺乏原材料而遭遇到极大的困难。所以十几年来对计划内经济体制的改革，对国有企业机制的改革，尽管都没有触动根本，但从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这个意义上看，它起了不可忽视的良好作用。
当然将来哪一天也许会出现比议会民主制更好、更高级的政治制度，但那是将来的事情，现在还没有。基于这一点就可以说，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不仅要实行市场经济，发展现代的文明，还必须实行议会民主制这种政治制度。不然的话，这个国家就不可能使它的市场经济成为健康的、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实现现代的法治社会。就会象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出现权力市场化，社会腐败成风，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的情况。
现在回想起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实在不容易，阻力很大，顾虑很多，很多无名恐惧，给要做这些事的人带了很多帽子。改革开放，尤其是开放很不容易。一涉及到与外国人的关系，总怕丧权辱国，怕自己吃亏，说“肥水不流外人田”。所以我常给他们讲这个道理：外国人到中国投资，他们本来就很多顾虑，我们的政策这样不稳定，应该说有很多风险，要怕的应该是拿钱进来的外商，我们中国政府有什么可怕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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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转载自华盛顿邮报：《China’s Prisoner of Conscience》
录音也做了本地保存。
按WordPress后台统计，这是本站第1000篇文章。
昨天晚上听NPR World Story，正巧讲中国的大学生村官的事情。
故事中的大二女生以高票当选村长，还拿出自家10多万元为村里修了一条路，并且还承诺了10项工程，其中包括新建红枣加工工厂和让每家每户通上自来水。
其中一位村民这样告诉记者：在白一彤来之前，我们进行了5次选举，但是没有候选人能获得大多数投票，也没有人能够实现自己的承诺。他们仅仅是被个人利益驱动。但是白一彤不一样，她甚至拿出自己的钱帮助我们。
在听到这个故事以后，我十分激动，禁不住在twitter上写下：突然觉得，也许让大学生当村官是极佳的改变中国现状的举措，或许能够就此开启民主自由的大门。
但是你应该猜到了，仅仅是这样的话，我没有必要写下这篇文章，更没有必要在愚人节这天写下。
第二天早上，一位朋友发给我一个链接，转载联合报的报道，标题为《学生村长告诫村民：采访不许说我坏话》。
这篇文章向我展示了一个年轻却老练的政客形象。
而且，她的当选也得归功于当地雄厚的白氏家族势力。
更让人惊讶的是，她父亲还聘请一位大学女生日夜陪伴白一彤，为她提包、解闷，并照顾生活起居。
我觉得自己像个傻子一样被人玩弄了。
这个事情也让我联想起武汉某小学竞选班长，之后还被BBC拍成纪录片的故事。
谁来告诉我，这个民族究竟还有没有救？
第二次比第一次还要精彩。特别是谢长廷的进步很明显，不像上次被马英九攻击的几乎没了说辞。
谢长廷这次把优势放在两党之间的相互挟持以及一中共同市场，也就是马英九未来的政治计划。
而马英九则是针对民进党执政八年的历史问题，自己着重陈述未来的政策。
两个人都很精明。
马英九漂亮的一中共同市场计划背后，其实是基本上没法实施的困境。大陆和台湾能抛开不同的政治观点开展共同市场？即使可能，必然也会经过长时间的谈判，而马英九原本估计的一年达成根本就是空头支票，很可能在他八年执政(如果他能做八年总统)结束的时候，这个共同市场也无法形成。而且这个共同市场并不是只把大陆的广阔市场向台湾开放，台湾当然也会面临大陆的劳工等问题，马英九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是台湾不会允许他们进来。不过大陆的领导人也不完全是白痴，当然不会把所有便宜让台湾占尽。谢长廷说把选举绑公投，支持共同市场的可以投马英九。我听到这句话简直要为谢长廷鼓掌，如果真这样搞，谢长廷肯定能击败马英九。
马英九故意在开始和结束的时候不提到一中共同市场，只是描述美好愿景，避免引起选民的反对情绪，同时攻击民进党执政八年的所有错误，换取选民支持。一般来说，执政哪会不出错。马英九就算是努力去创造一个廉洁的政府，难道会一个贪污犯都没有。差别不过是在程度，马英九则是尽力用语言来将两者描述得差异悬殊。实际上马英九在台北做市长的时候，据一位台湾朋友(parasite)所述，花了很大一笔钱却并没有达到原本的承诺，使这位朋友颇有微词。
统独的问题是最大的雷，民进党在这方面一直都有优势，但国民党一方面说要保持台湾主权独立，一方面要和大陆搞共同市场，这个两头讨好的功夫即使是陈水扁也没法办到。
现在的问题是马英九开了一个巨额空头支票，但谢长廷连这个支票都没填数字。两边都不是很能让人信服。
13天后的选举也许不会有什么悬念，但台湾接下来几年的走向则是很叫人担心。
我真的很喜欢台湾人民，竟然能让我看到两个总统候选人同台辩论，宣传自己的政治理想，抨击对手。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竟然说的大部分我都能听懂。他们不是美国，不是欧洲哪个国家的总统，是中国人，是台湾人。
马英九看上去温文尔雅，攻击的重点在于民进党执政时期的腐败和经济建设不力。而谢长廷一听到马英九抨击民进党的腐败问题，则马上回击马英九的特别费案，同时抓住马英九在台北做市长时期的承诺未能实现的问题。
民主在台湾是这样一种东西，每个候选人给你描述一个美好的蛋糕，你觉得哪边更大，然后选了这个总统。可能半年以后就会后悔，但你也不能确定另外一个蛋糕是不是更好一些。
民主在中国大陆是这样子的，某天突然有个人跳出来了，说着我要为民做主啊，然后开始描绘这个蛋糕。不管你喜不喜欢，你就只能接受这一个蛋糕了。所以在他跳到台子上说着我要为你们做主的时候，你们还是该干什么干什么去，连听都可以不要听，你怎么想怎么做，不会造成任何区别。似乎本来就跟你无关，你不是人民，或者人民其实是官员皮带下的啤酒肚，随便啦……
而经历了更久大选历史的美国人，则是更加的坦然。
选Barack，大不了4年他什么也做不好，当了个烂摊子过渡总统，选Hilary，有可能她4年之内的强硬政策，把美国推向一个未知的空间（可能很有效，也可能极糟糕）。
所以总统什么事不做比什么事都做要好，知道是什么德行的比不知道是什么德行的要好(所以布什可以连任)。万一换个人比他还糟糕呢？
就这样，浑浑噩噩的过吧。
有人说台湾怎样民主怎样繁荣，我们大陆人又得不到丝毫的好处。
不对啊！要不是他们民主，我们怎么有这样一场辩论会可以看呢？
如果不是他们，我们又怎么知道民主的乐趣和苦衷？
所以台湾人啊，我真的是很喜欢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