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

中国拒绝民主等西方价值，这种说法不完全正确。实际上，它正在与之对抗。

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北京

7月19日，中国一所一流的商学院的毕业生们身着硕士服，聆听秦晓——中国一所国有银行的主席——的毕业致辞。他们完全没有预料到即将听到的一切。没有鼓舞他们继续深入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相反，秦先生鼓励他们抵御世俗诱惑，追求自由和民主这一类“普世价值”。

秦先生在清华大学体育中心对2000人的演讲燃起了已经在中国郁积两年的一场关于意识形态争论的火焰。是否存在普世价值的哲学问题变成了政治斗争，分化了学者、传媒，甚至一些分析家认为包括中国的领导人。由于共产党准备在2012年更换领导核心，这个分化很可能变得更加明显。自由主义者将会尝试打开继任领导人的视野。

在担任中国第六大银行招商银行董事长九年后，秦先生于9月21日退休，他说认同普世价值是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不论是政府的转型还是国有资产的归属都涉及到它。“普世价值告诉我们，政府是服务于人民的，资产是属于社会大众的，城镇化是为了人的幸福的。”他说。对“中国模式”的支持者，他补充说，认为恰恰相反：人民要服从于政府、政府要控制资产、百姓的利益要让位于地方建设。

所谓“普世价值” ，是在中国一个刚刚兴起政治辩论，令人惊讶的是，与它相关联的一些概念，如自由，民主和人权，30年来一直是争论不休的话题。许多中国学者认为真正的辩论发生在2008年四川省的地震后——那场地震造成大约80,000人死亡。灾难发生后第十天，一个在广东省南部以言论自由闻名的报纸——南方周末发表社论赞扬政府的快速应对。它说，它“因尊重普世价值而兑现了对人民和世界的承诺。”

仅仅是对此术语的一次提及就足以引发强硬派的反击。北京的报纸和保守网站出现大量评论攻击普世价值是西方推翻党的统治的阴谋。中国正准备举办2008年的奥运会，其口号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但是保守派担心，拥抱普世价值就意味着承认了西方的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九月，在奥运会后，党的喉舌， 人民日报 ，也加入进来。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指责中国普世价值的的支持者试图西化中国，并把它改造成自由放任的经济体制，将不再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场辩论在2008年12月时又被激化，因为几百自由人士和几乎所有的异见人士共同签署了一份支持普世价值的宣言，史称零八宪章。中国面临一个选择，它说，维护其专制制度或“承认普世价值，加入主流文明，建立一个民主国家”。后者对于党的领导来说跨越太大无法接受。最近，中国官员已经发出警告，如果10月8日宣布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宪章的起草者刘晓波，将会引发外交冲突。获奖最热门人选刘晓波，因为他在宪章中的工作正服十一年有期徒刑。9月28日，一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刘的行为是“完全违背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愿望。”

中国在全球经济危机中的强劲经济表现更助长了保守派的气焰。为了含蓄地表明中国有它自己的价值观，北京当局这个星期举行了自共产党统治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纪念孔子诞辰（2561周年）的活动。保守派想借此对比儒家强调的社会和谐和道德品质与西方强调的个人权利。

但是，敌对阵营仍然剑拔弩张。自由派将总理温家宝视为普遍价值的拥护者。2008年11月一篇发布在广东省报纸网站的文章指出温家宝和胡锦涛都是这一观念的支持者。虽然两人都从未在公众场合提及“普世价值”这一术语，但说温家宝支持自由派，至少不是空穴来风。他在2007年写到“科学，民主，法治，自由和人权不是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较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普遍追求的价值观。”一个由温家宝在八月底所发起的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吁引发了保守媒体大量隐晦的回应，谴责西方模式的民主。

保守派还从控制着中国媒体的宣传部那里获得了支持。2012年即将接任胡锦涛总书记职位的副主席习近平在9月1日的讲话大大激励了保守派。习近平的讲话中夹杂着引用到价值观，但是并没有暗示它们是普世的。他举了几个普通党员为了共产党利益牺牲自我的例子，说他们的行为回答了“什么是一个共产党员的主要目标和最高价值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一名与保守官员保持密切联系的中国学者说，最高领导人对于普世性存在分歧。

他们肯定动摇过。政府的第一次中国民主白皮书，发布于2005年，开头是这样的：“民主是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产物。也是世界各地人民的共同愿望。“一位起草者说他相信现在这些句子是“不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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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

01 悲剧

6月3日夜，我正同家人在院子里乘凉，听到街上有密集的枪声。一场举世震惊的悲剧终于未能避免地发生了。
“六四”悲剧三年后，我记下了这些材料，这场悲剧已经过去好多年了。这场风波的积极分子，除少数人逃出国外，大部分人被抓、被判、被反覆审问。情况现在应当是非常清楚了，应该说以下三个问题可以回答了：
第一，当时说学潮是一场有领导、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现在可以问一下，究竟是什么人在领导？如何计划，如何预谋的？有哪些材料能够说明这一点？还说党内有黑手，黑手是谁呀？
第二，说这场动乱的目的是要颠覆共和国，推翻共产党，这方面又有什么材料？我当时就说过，多数人是要我们改正错误，而不是要根本上推翻我们的制度。这么多年过去了，审讯中得到什么材料？究竟是我说得对还是他们说得对？许多外出的民运分子都说，他们在“六四”前，还是希望党往好处改变。 “六四”以后，党使他们完全绝望，使他们和党处在对立的方面。在学潮期间，学生提出过很多口号、要求，但就是没有提物价问题，而当时物价问题是社会上很大的热点，是很容易引起共鸣的。学生们要和共产党作对，这么敏感的问题他们为什么不利用呢？提这样的问题不是更能动员群众吗？学生不提物价问题，可见学生们知道物价问题涉及改革，如果直接提出物价问题动员群众，实际上要反对、否定改革。可见不是这种情况。
第三，将“六四”定性为反革命暴乱，能不能站得住脚？学生一直是守秩序的，不少材料说明，在解放军遭到围攻时，许多地方反而是学生来保护解放军。大量市民阻拦解放军进城，究竟是为了什么？是要推翻共和国吗？当然，那么多人的行动，总有极少数人混在人群里面攻打解放军，但那是一种混乱情况。北京市不少流氓、流窜犯乘机闹事，那是完全可能的。难道能把这些行为说成是广大市民、学生的行为吗？这个问题到现在应当很清楚了。

02 惩罚

以上几点，就是说明1987年中央领导班子改组、耀邦辞职以后，面临着一个声势浩大的反自由化运动。在这种情况下，不反是不可能的。当时有一种很大的力量，要乘反自由化来大肆批判三中全会的路线，要否定改革开放政策。而我如何顶住这股势力，如何把反自由化控制起来。不使扩大化，不涉及经济领域；尽量缩小范围，尽量减少一些思想混乱，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方面就是对人的处理的问题。要不要处理人、伤害人。如何少处理人，不过多伤害人，这也是我当时面对最头痛的问题。
反自由化以来，一些老人们劲头很大，极左势力也很大，想要整很多人。邓小平一向主张对党内一些搞自由化的人作出严肃处理。王震等其他几位老人也是如此。邓力群、胡乔木等人更是想乘机把这些人置于死地而后快。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这次反自由化中尽量少伤害一些人，保护一些人，即使没法避免也力求伤害得轻一些，这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一开始，在制定中央四号文件时，为了少伤害一些人，对如何处理在反自由化中犯错误的人作出了严格的规定。文件提出：需要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和组织处理的，只是个别公开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屡教不改而影响很大的党员，并且应经中央批准。还指出，对有些持系统错误观点的人，可以在党的生活会上进行同志式的批评，允许保留意见，采取和缓的方式。我在宣传部长会议上和其他场合还讲了在思想文化领域要团结绝大多数人的问题，指出包括有这样或那样片面错误观点的人都要团结。我还指出，在从事思想理论文化领域工作的党员中，既鲜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热心改革开放的人固然不少，但也有些人拥护四项基本原则，而有些保守僵化；也有些人热心改革开放，而讲了些过头的话，出格的话。既不要把前者看成是教条主义，也不要把后者看成是自由化分子，都是要教育团结的人。我当时有意识地强调反自由化时把有点自由化错误的人和有点僵化保守的人，都说成属于认识上的片面性，就是为了尽量避免或少伤害人。

03 社会主义

但是，我们已经实行了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对一直遵循传统社会主义原则的中国人民，究竟应该给个什么说法呢？一种说法是，中国社会主义搞早了，该退回去，重搞新民主主义；一种说法是，中国未经资本主义发展就搞社会主义，现在应当进行资本主义补课。这两种说法虽然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必然会在理论上引起很大争论，很可能在思想上造成新的混乱。特别是这样的提法不可能得到通过，搞得不好会使改革开放事业遭到夭折，因此不能采取。我在1987年春季考虑十三大报告时，很长一个时期就考虑这个问题如何回答。在思考过程中我越来越觉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提法最好。它既承认、肯定了我们已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同时由于它是个初级阶段，完全可以不受所谓传统社会主义原则的约束；可以大胆地调整超越历史的生产关系，从越位的地方退回去，实行适合我国社会经济水平和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各种改革政策。

04 经济改革

也许有人会问，你过去在地方工作，怎么对经济改革发生兴趣？我认为中国经济必须改革，虽然那时我也看过一些东欧经济改革的书，但出发点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主要的是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弊端太多，人民付出的代价太大，效益太差。但弊端的根本在哪里，开始也不是很清楚。总的想法就是要提高效益。来北京后，我对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明确地不是为了追求产值多少，也不是要把经济发展搞得多快，就是要在中国找到一个如何解决人们付出了劳动，而能得到相应的实惠的办法，这就是我的出发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2-3%就不得了了，而我们经常增长10%，但人民生活没有得到改善。至于怎样找到一条路子，我当时观念里没有什么模式，没有系统的主张。我就是希望经济效益好，有这一条很重要。出发点就是经济效益好，人民得到实惠。为了这个目的，摸索来，摸索去，最后就找到了适合我们的办法，逐渐走出了一条路。

05 市场经济

总之，当时有两部分，一个是计划体制外的市场经济，一个是计划体制内的计划经济。我们一方面扩大计划外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逐步缩小计划经济的比重。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存的情况下，势必是此消彼长。计划经济缩小减弱，市场经济就得到扩大和加强。当时市场经济部分主要是农业、农副产品、轻纺工业、消费品工业，而属于生产资料生产的，基本上掌握在国营企业手里。一个消费品，一个生产资料，如果控制生产资料生产的企业不削弱、不缩小，不分出一部分投入市场，新生长起来的那一部分市场经济就无法继续；如果生产资料生产的那一部分，一点也不允许自销，一点也不允许进入市场——如果把小煤窑、小水泥也都统管起来的话——那新生长的市场经济将会因缺乏原材料而遭遇到极大的困难。所以十几年来对计划内经济体制的改革，对国有企业机制的改革，尽管都没有触动根本，但从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这个意义上看，它起了不可忽视的良好作用。

06 民主

当然将来哪一天也许会出现比议会民主制更好、更高级的政治制度，但那是将来的事情，现在还没有。基于这一点就可以说，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不仅要实行市场经济，发展现代的文明，还必须实行议会民主制这种政治制度。不然的话，这个国家就不可能使它的市场经济成为健康的、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实现现代的法治社会。就会象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出现权力市场化，社会腐败成风，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的情况。

07 外国人

现在回想起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实在不容易，阻力很大，顾虑很多，很多无名恐惧，给要做这些事的人带了很多帽子。改革开放，尤其是开放很不容易。一涉及到与外国人的关系，总怕丧权辱国，怕自己吃亏，说“肥水不流外人田”。所以我常给他们讲这个道理：外国人到中国投资，他们本来就很多顾虑，我们的政策这样不稳定，应该说有很多风险，要怕的应该是拿钱进来的外商，我们中国政府有什么可怕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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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转载自华盛顿邮报：《China’s Prisoner of Conscience》
录音也做了本地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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