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权威人士说L型的时候没指出当前是在L的哪个位置啊。
会议指出，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部分企业经营困难较多，长期积累的风险隐患有所暴露。对此要高度重视，增强预见性，及时采取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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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纲行长就近期股市情况接受金融时报采访
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基本面可能是错的。
近期股市波动主要受投资者预期和情绪影响。实际上，当前我国经济基本面良好，金融风险防控取得进展，宏观杠杆率已经企稳，经济内生增长潜力巨大，经济继续保持稳定增长的动力增强。总体看，当前股市估值已处于历史较低水平，与我国稳中向好的经济基本面形成反差。
Source: 易纲行长就近期股市情况接受金融时报采访
中国新闻审查升级，加强管控经济报道
FYI
根据《纽约时报》浏览的一份副本，中国政府于周五向记者发送指令，提出六个需“管控”的经济选题。
这些选题包括：
■经济数据不及预期，经济面临较为明显的下行压力。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已成隐患。
■中美经贸摩擦影响逐渐显现。
■国内消费者信心指数下降。
■滞胀预期升温。
■借社会热点事件渲染民众生活艰难。
Source: 中国新闻审查升级，加强管控经济报道 – 纽约时报中文网
中国经济要完了吗？
A股开年第一天大跌，触及7%熔断线提前结束交易；离岸人民币单日跌幅近1%，报6.63。
也许过半年回头看，这些经济危机的信号都被你们忽略了。 https://twitter.com/fqx/status/683846659642531840
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朋友圈”文章解释为什么中国经济已经进入穷途末路，里面对于外汇的流动性的描述犯了学术性的错误，但是这篇文章的某些观点我觉得是对的：那些有全球资产配置能力的人，正在将他们的财产转换成不以人民币计价的财产。因为中国GDP爬升的神话已经结束，人民币正在迅速的贬值。
你觉得是危言耸听？
我给你一个例子：李嘉诚。
希望我不会一语成谶。
基金定投的摊薄成本效应究竟有多好?
我一直都对基金定投宣传当中的摊薄成本效应很感兴趣，经常希望能够定量研究一下基金定投的摊薄成本效应。于是昨天拉上了一个数学学士和准经济学博士，进行了如下研究。
首先解释一下基金定投的摊薄成本效应，造成这个摊薄成本效应的原因是投资人每次都是以固定金额申购基金，在基金价位较低的时候自然买得稍微多一些，价位高的时候买的稍微少一些，这样就摊薄了成本。
我们首先假定证券的价格分布符合正态分布，投资人以两种方式进行投资。第一种，每次以固定金额认购证券；第二种，每次认购固定份额证券。最后比较平均成本。
第二种比较好算，根据大数规则，最后持仓价位也是符合正态分布的，所以均价就是正态分布的平均数。
那么第一种呢？我们原本想找正态分布的倒数分布，结果发现维基百科上写了这个分布是没有平均数的。（数学真坑爹）
所以我们先把正态分布抛开一边，算了一下密度函数是余弦函数的情况，结果第一种投资只好一点点。但毕竟这个方差太小，没什么计算的价值。
在算余弦的时候，我们突然意识到可以用倒数定积分来得到正态分布下面一个近似的结果 ，于是测算了µ = 100，σ = 20 在 3倍标准差内的定积分，发现比方案二的成本只低3%，如果 σ = 30 的话就低10%。
当然参数不是任由我们随便定啊，要是随便定我们不就是经济学家了嘛！
所以我们决定用真实的市场数据，比如上证综合指数。可是上证指数的密度函数哪里来？
我们突然发现，这个问题不就是算数平均数（方案二）和调和平均数（方案一）的比较问题嘛！
于是去数据库下载到了上证收盘价格，从1991年7月15日至2013年5月31日的收盘价格，算数平均数为1705，调和平均数为1133.8，整整少了33.5%！但是，必须注意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从1991年到现在，成分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当时也没有股指基金。因此上证指数只能作为一种数值波动的模拟，并不代表可以进行实际的连续投资。
所以我也计算了一下上证380指数的结果，可是上证380的数据开始于2010年11月29日， 算数平均数3482.7，调和平均数3400.9，调和平均数仅小2.3%
因此，如果你不是进行长达10年20年的投资，基金定投的摊薄成本效应实在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我们也下载了嘉实300基金的净值数据，但是中间的分红使得计算变得非常复杂。）
校车在哪里
甘肃校车事故导致21名幼儿殒命时间之后不久，中国外交部网站上高调挂出新闻说中国捐赠校车给马其顿。
当时即有微博造谣，说捐赠校车是企业行为，不是国家行为。奇怪的是校车的制造厂商宇通网站上并无相关信息，也没有从那边发出新闻稿，所有的新闻源头都指向了外交部。后有记者好事打电话和宇通确认，校车是中国政府采购的。
中国政府一贯有对外援助的历史，但对国内的医疗教育却总喊没钱。
以前有人说是中国政府爱面子，我觉得这个没有抓住核心。
经济学上有个假设是Rational Economic Man 即理性经济人，这个假设很容易理解，人总是自私的，那么总是倾向于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本来用理性经济假设套在政府行为上是非常不恰当的，因为政府本来不应该是一个以盈利为经济目的的组织。遗憾的是我们国家的政府好像是这么一个组织。
于是在一个理性经济政府的假设下，这种行为就很容易得到经济学的解释：那些受援国家在联合国有投票权，而国内的公民却没有真正的投票权。
从这种角度来看，买不买校车不是政府有没有钱、重不重视那么简单的事情。
你得有选票，才能有校车，和健康的牛奶。
不应该的偷懒
我很喜欢人渣经济笔记，作者应该是在美国读经济学的研究生。
前天他有篇文章《何不买房？》，在Google Reader看到那篇文章的时候，我写了个备注说博主有个公式好像有问题，但是以业余对专业，我不敢贸然盖棺定论。
今天回头看了一下金融学的书，发现博主果然是犯了个小错误。
你可以选择把这100万存在银行，现在5年期定期存款的利率是3.6%，这应该是个人能够拿到最高的存款利率了。然后假设一年的通胀率是2％，这是相当温和的通胀了，那存银行的真实年回报率(剔除通胀的因素)就是大约1.6%。
作者直接用名义利率减去通胀率得到实际利率，这个是个非常低级的错误，因为通胀之后，100万元的购买力是有降低的，因此，减出来的差还要除以(1+通胀率)。
作者虽然用“大约”表示模糊的估计，但我认为这个基本概念还是说明白比较好。
良心的囚徒
6月3日夜，我正同家人在院子里乘凉，听到街上有密集的枪声。一场举世震惊的悲剧终于未能避免地发生了。
“六四”悲剧三年后，我记下了这些材料，这场悲剧已经过去好多年了。这场风波的积极分子，除少数人逃出国外，大部分人被抓、被判、被反覆审问。情况现在应当是非常清楚了，应该说以下三个问题可以回答了：
第一，当时说学潮是一场有领导、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现在可以问一下，究竟是什么人在领导？如何计划，如何预谋的？有哪些材料能够说明这一点？还说党内有黑手，黑手是谁呀？
第二，说这场动乱的目的是要颠覆共和国，推翻共产党，这方面又有什么材料？我当时就说过，多数人是要我们改正错误，而不是要根本上推翻我们的制度。这么多年过去了，审讯中得到什么材料？究竟是我说得对还是他们说得对？许多外出的民运分子都说，他们在“六四”前，还是希望党往好处改变。 “六四”以后，党使他们完全绝望，使他们和党处在对立的方面。在学潮期间，学生提出过很多口号、要求，但就是没有提物价问题，而当时物价问题是社会上很大的热点，是很容易引起共鸣的。学生们要和共产党作对，这么敏感的问题他们为什么不利用呢？提这样的问题不是更能动员群众吗？学生不提物价问题，可见学生们知道物价问题涉及改革，如果直接提出物价问题动员群众，实际上要反对、否定改革。可见不是这种情况。
第三，将“六四”定性为反革命暴乱，能不能站得住脚？学生一直是守秩序的，不少材料说明，在解放军遭到围攻时，许多地方反而是学生来保护解放军。大量市民阻拦解放军进城，究竟是为了什么？是要推翻共和国吗？当然，那么多人的行动，总有极少数人混在人群里面攻打解放军，但那是一种混乱情况。北京市不少流氓、流窜犯乘机闹事，那是完全可能的。难道能把这些行为说成是广大市民、学生的行为吗？这个问题到现在应当很清楚了。
以上几点，就是说明1987年中央领导班子改组、耀邦辞职以后，面临着一个声势浩大的反自由化运动。在这种情况下，不反是不可能的。当时有一种很大的力量，要乘反自由化来大肆批判三中全会的路线，要否定改革开放政策。而我如何顶住这股势力，如何把反自由化控制起来。不使扩大化，不涉及经济领域；尽量缩小范围，尽量减少一些思想混乱，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方面就是对人的处理的问题。要不要处理人、伤害人。如何少处理人，不过多伤害人，这也是我当时面对最头痛的问题。
反自由化以来，一些老人们劲头很大，极左势力也很大，想要整很多人。邓小平一向主张对党内一些搞自由化的人作出严肃处理。王震等其他几位老人也是如此。邓力群、胡乔木等人更是想乘机把这些人置于死地而后快。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这次反自由化中尽量少伤害一些人，保护一些人，即使没法避免也力求伤害得轻一些，这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一开始，在制定中央四号文件时，为了少伤害一些人，对如何处理在反自由化中犯错误的人作出了严格的规定。文件提出：需要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和组织处理的，只是个别公开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屡教不改而影响很大的党员，并且应经中央批准。还指出，对有些持系统错误观点的人，可以在党的生活会上进行同志式的批评，允许保留意见，采取和缓的方式。我在宣传部长会议上和其他场合还讲了在思想文化领域要团结绝大多数人的问题，指出包括有这样或那样片面错误观点的人都要团结。我还指出，在从事思想理论文化领域工作的党员中，既鲜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热心改革开放的人固然不少，但也有些人拥护四项基本原则，而有些保守僵化；也有些人热心改革开放，而讲了些过头的话，出格的话。既不要把前者看成是教条主义，也不要把后者看成是自由化分子，都是要教育团结的人。我当时有意识地强调反自由化时把有点自由化错误的人和有点僵化保守的人，都说成属于认识上的片面性，就是为了尽量避免或少伤害人。
但是，我们已经实行了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对一直遵循传统社会主义原则的中国人民，究竟应该给个什么说法呢？一种说法是，中国社会主义搞早了，该退回去，重搞新民主主义；一种说法是，中国未经资本主义发展就搞社会主义，现在应当进行资本主义补课。这两种说法虽然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必然会在理论上引起很大争论，很可能在思想上造成新的混乱。特别是这样的提法不可能得到通过，搞得不好会使改革开放事业遭到夭折，因此不能采取。我在1987年春季考虑十三大报告时，很长一个时期就考虑这个问题如何回答。在思考过程中我越来越觉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提法最好。它既承认、肯定了我们已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同时由于它是个初级阶段，完全可以不受所谓传统社会主义原则的约束；可以大胆地调整超越历史的生产关系，从越位的地方退回去，实行适合我国社会经济水平和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各种改革政策。
也许有人会问，你过去在地方工作，怎么对经济改革发生兴趣？我认为中国经济必须改革，虽然那时我也看过一些东欧经济改革的书，但出发点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主要的是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弊端太多，人民付出的代价太大，效益太差。但弊端的根本在哪里，开始也不是很清楚。总的想法就是要提高效益。来北京后，我对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明确地不是为了追求产值多少，也不是要把经济发展搞得多快，就是要在中国找到一个如何解决人们付出了劳动，而能得到相应的实惠的办法，这就是我的出发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2-3%就不得了了，而我们经常增长10%，但人民生活没有得到改善。至于怎样找到一条路子，我当时观念里没有什么模式，没有系统的主张。我就是希望经济效益好，有这一条很重要。出发点就是经济效益好，人民得到实惠。为了这个目的，摸索来，摸索去，最后就找到了适合我们的办法，逐渐走出了一条路。
总之，当时有两部分，一个是计划体制外的市场经济，一个是计划体制内的计划经济。我们一方面扩大计划外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逐步缩小计划经济的比重。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存的情况下，势必是此消彼长。计划经济缩小减弱，市场经济就得到扩大和加强。当时市场经济部分主要是农业、农副产品、轻纺工业、消费品工业，而属于生产资料生产的，基本上掌握在国营企业手里。一个消费品，一个生产资料，如果控制生产资料生产的企业不削弱、不缩小，不分出一部分投入市场，新生长起来的那一部分市场经济就无法继续；如果生产资料生产的那一部分，一点也不允许自销，一点也不允许进入市场——如果把小煤窑、小水泥也都统管起来的话——那新生长的市场经济将会因缺乏原材料而遭遇到极大的困难。所以十几年来对计划内经济体制的改革，对国有企业机制的改革，尽管都没有触动根本，但从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这个意义上看，它起了不可忽视的良好作用。
当然将来哪一天也许会出现比议会民主制更好、更高级的政治制度，但那是将来的事情，现在还没有。基于这一点就可以说，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不仅要实行市场经济，发展现代的文明，还必须实行议会民主制这种政治制度。不然的话，这个国家就不可能使它的市场经济成为健康的、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实现现代的法治社会。就会象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出现权力市场化，社会腐败成风，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的情况。
现在回想起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实在不容易，阻力很大，顾虑很多，很多无名恐惧，给要做这些事的人带了很多帽子。改革开放，尤其是开放很不容易。一涉及到与外国人的关系，总怕丧权辱国，怕自己吃亏，说“肥水不流外人田”。所以我常给他们讲这个道理：外国人到中国投资，他们本来就很多顾虑，我们的政策这样不稳定，应该说有很多风险，要怕的应该是拿钱进来的外商，我们中国政府有什么可怕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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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转载自华盛顿邮报：《China’s Prisoner of Conscience》
录音也做了本地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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