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老朋友怎么提起裤子不认账了啊？

传奇投资者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二度批评指数基金巨头贝莱德(BlackRock Inc., BLK)，指摘这家基金管理公司的对华投资立场。

这位亿万富翁在《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的一篇专栏文章中称，现在向中国投入巨额资金是个“悲剧性错误”。贝莱德最近推出了一只针对中国消费者的基金，并建议投资者将其对中国资产的配置增加到原来的三倍。

索罗斯称，这可能会让贝莱德的客户蒙受损失，更重要的是，将损害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国家安全利益。索罗斯是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Soros Fund Management)和Open Society Foundations的创始人。他在《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早些时候的一篇专栏文章中批评贝莱德实际上在迫使美国投资者配置那些公司治理未达标的中国公司。

在《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文章中，索罗斯不仅提到了贝莱德董事长Larry Fink，还提到了黑石集团(Blackstone Group Inc., BX)联合创始人苏世民(Stephen Schwarzman)和前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 Group Inc., GS)总裁John Thornton，称他们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抛出”的商机很感兴趣。

索罗斯说：“早先的努力，你可以说是在为拉近两国关系而牵线搭桥，那么在道义上也算是合理的，但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今天，美国和中国正处于专制和民主这两种治理制度之间的生死之争中。”

Source: 索罗斯二度批评贝莱德对华投资立场 – 华尔街日报

看拜登接下来怎么办吧。

两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国情报机构周二提交给白宫的有关新冠起源的最新评估报告，没有就这种病毒是自然传染给人类还是通过实验室泄露传染得出明确结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缺乏来自中国的详细信息。

美国总统拜登90天前下令进行这项新的评估。该评估报告凸显了拜登政府在迫使中国政府提供更多信息上面临的艰巨挑战。来自中国的信息将有助于了解这场全球大流行是如何开始的。

美国现任和前任官员表示，这凸显了促使中国分享实验室记录、基因组样本和其他数据的重要性，这些数据有助于进一步探索新冠病毒的起源。该病毒已在全世界造成400多万人死亡。

“这是一次深挖，但目前形势下也只能深挖到此，”一位美国官员说。“如果中国不允许获得某些数据，你永远也不会真正知道答案。”

（略）

这些人从一份隐藏在情报机构档案中的报告里发现了一条线索，报告的内容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几名研究人员曾在2019年秋季染病，症状与新冠病毒感染或一种季节性疾病一致。该团队还发现了武汉病毒研究所为中国军方进行机密研究的新信息。

到12月，美国国务院多管齐下。在迪南诺推进合规审查的同时，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费思(David Feith)正在起草一份非机密的情况说明，涉及迪南诺的部门正在确认的新情报，国务院计划将这份资料公开。

武器管制局的高级官员也开始起草一份正式的外交申诉，试图通过质疑中国针对冠状病毒的实验室研究是否违反了《生物武器公约》来对中国公开追责。

然而，申诉书的起草引发了与国务院其他官员和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三方拉锯战。中国否认该病毒是从该国的一个实验室泄露的。

即便是在申诉书的问题全面爆发之前，美国国务院内部就出现了激烈的辩论。据参与者回忆，在去年12月中旬的一次气氛紧张的会议上，迪南诺和阿舍向代理国务次卿福特(Chris Ford)概述了他们的初步结论。福特曾是迪南诺在国务院指挥系统中的上司。迪南诺认为，武汉病毒研究所可能不仅是实验室泄露事件起源地，还可能被用来进行生物武器条约禁止的军事研究。

福特对此持怀疑态度，并要求迪南诺就其关于新冠病毒的生成涉及实验室操纵的假设进行科学评估。福特对中国军方和武汉病毒研究所之间被指存在的关联没有异议，但他认为，中国开展的可能是被允许的实验，旨在发展对生物武器的防御性，就像美国军队在马里兰州迪特里克堡所做的那样。

福特在1月6日写给迪南诺的电邮中表示：“请不要再耍花招和逃避责任了；如果你是对的，你应该愿意去证明这一点。”

迪南诺回信说，他已经安排一个科学小组第二天晚上通过Zoom召开会议。该小组第二天开了三个小时的会，听取Steven Quay做的情况介绍。Quay是一位科学家，他准备的一份统计分析报告显示，存在新冠病毒实验室泄漏假说成立的可能性。然而，该小组的讨论并没有得出确定性结论。据《华尔街日报》见到的此次会议的记录，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微生物学家David Relman表示，在没有更多信息的情况下，“我们就两眼一抹黑”。

一天后，福特递交了辞呈，以抗议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拥趸冲击国会大厦事件。在一份四页长的离职备忘录中，他写道，经仔细审视，迪南诺关于中国或违反《生物武器公约》的指控所依凭的科学论据“基本上不成立”。

次日，迪南诺予以反击，他在一份单独的备忘录中表示，福特之前坚持“用冗长的、在缺乏充分信息依据情况下抛出的问题”扰乱专家们的讨论，试图“给整个工作抹黑”。

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任期临近最后两周之际，国务院仍未发布费思努力编写的情况说明。蓬佩奥在1月4日与美国最亲密的情报共享伙伴五眼联盟(Five Eyes)通过电话，据听到通话的一位官员称，蓬佩奥分享了其中部分要点。由于美国被告知，新西兰的有关官员无法在办公室接听此番通话，这一通电话是通过未经安全认证的非加密电话进行。

1月中旬，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的一位高级官员签署了将被收入国务院情况说明的结论，这份情况说明于1月15日发布。说明指出，美国没有确凿证据证明新冠病毒到底是来自实验室，还是自然产生。但说明称，美国官员有理由认为，2019年武汉研究所的几名研究人员在2019年秋季染病，该实验室与中国军方之间存在秘密联系，而且在冠状病毒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

这使得申诉书成为一种能够向中国施压、寻求答案的突出手段。迪南诺认为，这份申诉书可能会在联合国安理会或《生物武器公约》签署国会议上公布，或直接提交给中国。

迪南诺回忆道，他准备的这份文件草案询问了为什么在新冠疫情期间一名中国军队的病毒学家被派遣到武汉病毒研究所，并质疑该实验室的活动是否符合《生物武器公约》有关研究必须出于和平目的的要求。

这份文件还指出，中国未能及时准确地报告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这违反了国际卫生法规；文件还针对有关北京方面曾开展研究以培养具有生物强化能力士兵的说法提出问询。

这份文件草案已在大约130名美国政府官员中传阅。申诉书的大部分内容与福特及其下属的评估相悖；福特团队的结论是，没有证据表明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了武器研究，也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对《生物武器公约》条款进行解释。

据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当时的一位官员说，该部也担心申诉书可能促使中国阻止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简称WHO)小组赴武汉调查。在那之前，该部为说服WHO向武汉派调查小组已经努力了近一年的时间。

由于相关部门未能就提出什么问题达成一致，而且特朗普政府已时日无多，申诉书并没有发出。

一位美国官员说，拜登上任后，接管武器管制局的国务院官员得出结论，武汉实验室与《生物武器公约》之间“没有联系”。2月19日，该部门的官员向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通报了这些结论。

北京方面7月份时拒绝了WHO关于重新调查新冠病毒来源的提议；该提议得到了拜登政府的支持，内容包括实验室审计。

鉴于缺乏明确的答案，美国官员曾暗示拜登可能会利用这份新的情报报告向北京方面提出新的问题。许多美国国会议员也在敦促这一进程，同时呼吁仿照9-11事件之后成立的委员会也设置一个委员会。

不过，拜登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承认：“我们没有让中国敞开心扉的灵丹妙药。”

Source: 美国情报机构最新报告未就新冠病毒起源给出明确结论 – 华尔街日报

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疫苗第三期实验，似乎失败了。

自7月4日周末以来，关于马萨诸塞州科德角半岛最南端普罗文斯敦的一起聚集性病例的报告一直在流传；没有死亡，有少数人住院治疗。

联邦政府对7月在此地暴发的新冠疫情的调查发现，469个感染病例中有74%是接种过疫苗的人，这一发现让人对突破性感染的流行水平产生了疑问。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上周五下午公布的这项研究是最新一个迹象，表明随着传染性更强的德尔塔毒株在美国蔓延，已经完全接种疫苗的人可能需要重新戴上口罩、保持社交距离以及采取其他减缓病毒传播的措施。

Source: 美国一起聚集性感染中74%的病例接种过疫苗 – 华尔街日报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在美国说的这些话，国内没有报道！

中国新任驻美大使周三甫抵华盛顿就发出了和解的信号，承诺修复这两个世界大国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而几天前，中国外交部官员与来访的美国副国务卿会晤时则发表了冷冰冰的外交演讲。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网站上发布的内容显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亲信、资深外交官秦刚在发表讲话时称，他将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确发展轨道，让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平共处的中美相处之道由可能变成现实。

秦刚的语气与周一中美两国高级外交官在港口城市天津的紧张交锋形成鲜明对比。当时，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向美国副国务卿舍曼(Wendy Sherman)大加指责，称两国关系恶化的责任完全在美方。

秦刚称，他将同美国各界架起沟通、合作的桥梁。这一更具安抚性的言论表明，中国政府仍希望重修中美关系，但要根据自己的条件。

Source: 中国新任驻美大使秦刚在华盛顿发表讲话，采取安抚语调 – 华尔街日报

谈崩了啊，连美方代表团的照片都给切掉了。

7月26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锋同来华的美国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舍曼在天津举行会谈。（详见财新网报道《谢锋与美副国务卿舍曼会谈：吁美方改弦易辙，与中方相向而行》）

会谈结束后，在外交部举行的吹风会上，谢锋对与会媒体表示，本次会谈中，中方除了阐述对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敦促美方改变极其错误的对华认知和极其危险的对华政策，中方还重点就美方在新冠病毒溯源、台湾、涉疆、涉港、南海等问题上的错误言行向美方再次表达强烈不满，要求美方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损害中国利益，停止踩红线和玩火挑衅，停止打着价值观幌子搞集团对抗。中方敦促美方，千万不要低估14亿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

谢锋在吹风会上向与会媒体介绍，本次会谈中，中方还向美方提出了两份清单：一份是要求美方纠正其错误对华政策和言行的清单，一份是中方关切的重点个案清单。

谢锋介绍，在纠错清单里，中方敦促美方无条件撤销对中共党员及家属的签证限制，撤销对中方领导人、官员、政府部门的制裁，取消对中国留学生的签证限制，停止打压中国企业，停止滋扰中国留学生，停止打压孔子学院，撤销将中国媒体登记为“外国代理人”或“外国使团”，撤销对孟晚舟的引渡等等。

在中方关切的重点个案清单里，中方主要就中国部分留学生赴美签证遭拒，中国公民在美遭受不公正待遇，美不法分子滋扰、冲撞我驻美使领馆，美国国内仇亚、反华情绪滋长，中国公民遭暴力袭击等个案向美方表达严重关切，要求美方尽快解决，切实尊重、保护中国公民和机构在美的合法权益。

谢锋表示，会谈中，中方直面两国关系存在的问题，开诚布公地阐明中方对发展中美关系的态度和立场，明确反对美方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利益，明确要求美方改弦易辙、纠正错误。

Source: 谢锋：与美方的会谈开诚布公直面问题，向美提出两份清单_世界频道_财新网

Interesting.

最新的贸易谈判旨在恢复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Trade and Investment Framework Agreement)，这一安排并不像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以及其他一些亲密经济盟友签订的正式自由贸易协议那样全面。

台湾长期以来一直寻求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经济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是作为对抗中国大陆的堡垒。许多美国议员也支持与台湾进行更全面的贸易对话，以此作为与北京方面谈判的筹码，同时进入台湾市场及其全球领先的半导体产业。

一旦签署了类似台湾于1994年签署的此类框架协议，签约方通常会每年举行会议，讨论贸易中出现的纷争与摩擦。然而，在与北京方面密切接触期间，以及在台湾抵制美国提出的为进口美国农产品开放市场的要求时，类似的台湾会谈时常中断。

台湾官员周三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讨论所涉范围很广，包括供应链、知识产权保护和金融服务，以及疫苗进出口和野生动物保护。

台湾负责贸易谈判的首席代表邓振中说，台湾渴望双方有一天能签署一份全面的双边贸易协议，而美方则表示，在达成这样的协议之前，有“很多事情我们必须要做”。

Source: 美台重启贸易谈判，承诺打击强迫劳动 – 华尔街日报

中文版只翻译了英文的前1/4内容。

拜登将在7月中旬收到一份对45天调查情况的最新报告，政府官员表示，即使是部分进展也可能会缩小科学家、政界人士和情报专家之间的分歧，并为进一步调查提供线索。

一位政府高官称，拜登“意识到90天后我们可能不会有一个绝对确定的结论，但他希望相关行动能够突出重点、具备高强度并具有时限性”。

在没有取得突破的情况下，这项调查工作面临许多障碍，其中最主要的障碍是中国拒绝提供进一步数据，也不允许调查人员进一步接触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科学家们；该研究所是一家研究冠状病毒的生物安全实验室。中国已表示，溯源调查重心应转向其他国家，并引用了世界卫生组织领导的专家小组今年年初的结论，即新冠病毒从实验室泄漏的可能性极小。

（略）

Mr. Biden instructed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Jake Sullivan to follow up, which he did in a meeting with intelligence officials in early March. The White House ordered a written assessment from intelligence officials. Delivered to Mr. Biden in May, the assessment showed one intelligence agency leaning toward the hypothesis that the virus leaked out of a lab and two intelligence agencies leaning toward the view that it arose naturally—all with low or moderate confidence. Most agencies said there wasn’t enough evidence to render a judgment.

（略）

The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the officials said, will look for clues in its vast stores of intercepted foreign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most of which aren’t analyzed in real time. The effort is being aided by experts from government labs,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and other parts of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Experts outside the government are being consulted, as are allied intelligence agencies.

One outcome, Mr. Biden said in a May statement when he announced the review, could be a list of specific questions that the U.S. would put to China as well as recommendations on what additional inquiries might be needed.

Given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intelligence review might be inconclusive, there are already calls by leading lawmakers, some experts outside government and a grass-roots group of people affected by Covid-19 for an independent national commission.

Source: 拜登政府警告称，情报机构的新冠溯源调查可能不会得出明确结论 – 华尔街日报

不容易啊。

三人做出离港决定的时间不同。Tommy和Kenny曾多次试图单独潜逃，每人花掉约几千美元等值的港币。两人都表示，他们明白部分安排只是骗局。

最后一次尝试中，他们各自支付了约1,300美元等值的港币购买了一艘双引擎充气快艇。他们拒绝透露安排此次行程的人是谁，称担心遭到香港当局的报复。

Tommy说，在他躲起来之前与家人吃最后一顿饭时，他的祖母讲述了她几十年前从大陆偷渡进入香港的经历。Tommy以前听过这个故事，但为了不露出任何有关他潜逃计划的蛛丝马迹，他没有做声。

去年7月中旬的一个早上，五人在一个偏僻的码头汇合。他们身着不显眼的体恤和短裤。其中一人带了一根鱼竿，另有一人则带着毕生积蓄。由于担心他们当中可能有间谍，所以彼此交流不多。

他们轮流掌舵，其他人则放哨。他们当中有人通过观看YouTube视频学习了如何在波涛汹涌的海上驾驶船只。航行五个多小时后，他们手机上的GPS显示他们仍在中国海域。

“我们害怕得要死，”当Ray回忆起他们看到无法辨识的船只时说，“因为它们不知道是干嘛的。”

一进入公海，他们减了油门，吃带上船的薯片、糖果和玉米罐头。在行驶10多个小时后，他们关掉了引擎。Kenny故意将一根绳子缠在螺旋桨上让其中一个发动机过热。他们估摸着，在仅有一个引擎运转且燃油不足的情况下，如果有人发现他们，就不得不带他们上岸。

黑暗中，他们用手电筒发出SOS求救信号。一小时后，远处出现一道白光。那是台湾海岸巡防署的人员。

他们一开始被带到了东沙群岛，这个由三部分组成的群岛位于南中国海，由台湾实际管辖，香港到这里的距离相当于到台湾主岛距离的约三分之二。在那之后，他们又被转移到台湾南部港口城市高雄的一处秘密地点。被限制在一处政府设施内期间，台湾政府向他们提供了衣物、香烟和当地报纸。

（略）

把这五人带到美国的任务与“黄雀行动”(Operation Yellowbird)有几分相似。“黄雀行动”是30年前将数百名年轻的天安门广场示威者偷渡到香港的安全屋，让他们在那里等待前往美国、法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文书工作就绪的一场秘密行动。这场行动由朱牧民的父亲朱耀明牧师(Rev.Chu Yiu-ming)等人领导。

“台湾如今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香港在1989年时的角色，”朱牧民说。

由于朱牧民那时在华盛顿工作，驻台湾的美国官员在高雄探望了这五人，安抚他们的情绪。

据另一位熟悉此事的人士说，美国和台湾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来敲定让这些人安全离开的途径。1月13日，全部五人乘坐一趟商业航班飞往苏黎世，然后前往纽约。

抵达美国后，他们在逃离后第一次得以通过视频电话与家人联系。Tommy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泣不成声。Ray的母亲则告诉他：“原来你还没死！”

Source: 五名香港抗议者逃亡记：乘快艇抵达台湾，在美国寻得自由 – 华尔街日报